民族理论研究新作《民族交往的多维审视》关注的焦点是少数民族融入城镇化的相关问题。该书以民族交往理论为基础,借用社会共生理论与文化"涵化"理论,思考当今民族交往关系,揭示民族交往过程。该书有针对性地调查取证,采用学科交叉和相互移植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哲学、文学、历史、法学等学科知识,构建起了一个多元学科交叉互用、立体支撑的研究结构。其理论创新在于民族交往的认识论研究,重点提出了民族和谐共处、化解冲突与矛盾的思路对策,为多民族、多国籍的城市社区民族和谐交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家们在教育救国的理想下办学育人、躬耕实践,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国家的栋梁之才,造就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自产生以来的一个发展高峰期。他们办学的共同特征是:心怀社会责任,立足中国实际;注重学校"软"、"硬"环境建设;民主治校;注重基础,突出特色。这些是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所应借鉴的。

影片《为奴十二年》具有两大特色:其一,以朴实而精致的方式再现了所罗门·诺瑟普为奴十二载的凄楚人生,以及当时以帕琪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在受宠与受虐间遭受男女主人双重折磨的为奴命运,从而既充分地展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小型农场中黑人男女为奴之旅的差异性,又揭示了其相似性——无法仰望上苍。其二,以详实而平淡的方式呈现了为奴体制下多态的黑、白个体,以及他们在处理主/奴、白/黑二元对立关系时的差异性与同一性,从而既巧妙地描绘了人性的万花筒,又折射出奴隶制体制下百态人性的真实语境——黑、白个体差异的有限性。正是这种有限性确保了奴隶制的长久性,因为它维持了二元对立的不可逾越性。

自觉的语言意识构成了当代西方语言批评研究文学的逻辑起点,但在不同的批评理论那里,它却呈现出融而不一的基本特点。而按照其具体的形态、内涵与思路策略,则可分为语音、词义、句子与句群四个研究层面。对这四个层面依次展开的研究不仅构建了当代文论的两大范式——审美本体范式与审美政治范式,也展现了范式建构的嬗变动因与阶段构成,以及不同研究阶段、范式之间的有机连续关系。

梁启超是我国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杰出的美学家之一。他的美学方法论既烙上了浓郁的时代印记,同时也具有他个人的独特创见。他虽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并不迷信和盲从,而是结合中国实际有选择地吸收;他提倡实证主义精神,重视客观的科学方法;他还提倡学术应面向人生,培养趣味。他的美学研究,既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美学研究向现代化的转型,也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莎士比亚的"第116首十四行诗"和艾米丽的"追忆"极其相似地表达了爱情至死不渝、恒久不变的主题,但两位诗人又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定义着"真爱"。莎士比亚认为爱是"两颗真心的结合",爱情是浪漫的,世人应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而艾米丽认为"真爱就是你我的融合,相爱的人是融为一体的,其欢乐与悲伤共生共死"。此外,两诗从正反两个方面,引证了"爱"的真谛——拥有的要"珍惜",失去的要"珍藏"。

近年来,受到就业与招生的双重压力,地方高校正在探索行政管理教育变革的良策。但是,探索尚未解决问题,变革面临众多新的困惑:教育理念是"通才"还是"专才"?培养目标是"政治"还是"行政"?培养取向是"宪政主义"还是"管理主义"?培养制度是"原则性"还是"灵活性"?培养评价是"基本素养"还是"专业素养"?可见,对于地方高校而言,行政管理人才培养变革存在"两难困境",谨慎而行,才能保证改革的合理性和恰当性。

一直以来,文学以其"陌生化"的语言修辞和映照世界、透视人性的情感力度建造人类的精神家园。同时,文学也被人类社会三次重要的媒介革命影响和塑造,从纸媒文学到影视文学,再到网络文学,文学媒介的变革导致了新媒介文学的诞生,也导致了文学在反抗和生成的演化过程中调和了新旧媒介文学之间的冲突,并加快了它们的融合。

纵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合作安全的创建及发展,不难发现,欧洲和亚洲在合作安全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其国际关系背景不同,区域内主要国家的合作意愿不同,欧安组织合作安全是以欧洲为主的统一安全框架之一,且欧安组织已经与联合国及其他欧洲机制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而欧安组织合作安全经验则可以为亚洲提供诸多启示:要降低安全合作门槛,争取尽早起步;亚洲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应展示政治合作愿望;应尽力扩大安全共识,整合亚洲多个安全合作进程,构建统一的合作安全机制;亚洲合作安全应保持开放性,不以排除美国为前提,但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起步。

张恨水始终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保持警惕并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他看到更多的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负面影响,但他对西方文化优秀的一面逐渐重视并有意与中国传统文化作比。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是不断变化的,他把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仍保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下层士兵、市民和知识分子身上。在此基础上,他寄希望于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主要表现在现代国民独立人格建设和民族文化自强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