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郝雨, 殷一冉
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被誉为古代人类建筑工程的奇迹。诞生于运河两岸的文学作品记录下了大运河的古往今来,其中长篇小说《永远的大运河》作为"运河文学"的代表作品,生动细致地描绘了运河儿女的抗战场景和运河之畔的民俗风情,展现出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风貌和不息的文化传承。小说着力刻画了具有个性差别的典型人物,传扬了马克思列宁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在塑造现实主义艺术典型中取得了新发展,丰富并拓展了"运河文学"的意义与内涵。
郭宝亮, 赵振杰
刘凤起的长篇小说《永远的大运河》是一部恢弘而独特的作品.该小说将战争题材与家族叙事、人物传奇熔于一炉,为乡土文学提供了鲜明的“河流性”特征.作为意象存在的“大运河”在小说中承载着双重想象功能,建构起一种带有作者独特叙事风格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使文本散发出浓郁的烟火气、香火气、民俗气、江湖气,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长河小说”.
向淑君
河北省廊坊市本土作家刘凤起的长篇小说《永远的大运河》具有鲜明的北运河地域文化特征。北运河文化是运河文化和燕赵文化交融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大运河"父亲河"的精神内涵承载了北运河儿女对华北抗战的历史记忆。小说中北运河的风俗民情、燕赵儿女的慷慨侠义、民族尊严与民族抗争的自觉和热情完美融合,丰富了北运河文学和文化精神的表达。
许振东
《永远的大运河》以三塘村为起点,自然地将叙事空间向外延展,有机构成三个叙事圈层,其中武宁域内层为第一圈层,也是最为核心的叙事圈层。作品注重乡情和风俗的开掘与表现,特别是对以武宁为核心的第一圈层,此令小说体现出浓郁的区域文化特色。小说对支撑大运河区域地理空间及建构的内在动因进行了持久与深入的探寻,其深层的血脉和品格得到了高度讴歌与弘扬。
王宁
刘凤起的《永远的大运河》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小说以新历史小说的视界建构血肉鲜活的正史,既规避正史叙事枯燥的"必然"的意味,又免于陷落在历史虚无主义中,在历史叙事中具有价值。《永远的大运河》又丰富了乡土文学,重续了"荷花淀派"的余韵,发展了刘绍棠的"运河文学"。小说特别注重对地方文化的发掘与阐释,注重民间文化中的力量与美,葆有执拗的寻根意识。如果以现代中国文学的纵深与当下众声喧哗文学横线建构一个文学的坐标系,那么,《永远的大运河》无疑占据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坐标点,是一部在多向度具有价值的作品。
何志钧, 刘涛, 刘丹凌
数字媒介转型影响下新世纪文艺与审美的新情势、新变化、新问题值得深究。数字化媒体对文学欣赏、文学教育、文艺批评均产生了深刻影响。新兴的网络文艺与经典、精英文学形成了既对抗又互补互渗互动的复杂关系。数字化语境中艺术文化生产的嬗变表现为:生产方式逐渐转向基于数字媒介技术的生产,生产主体从传统的单一主体转向多元主体,形成了"媒介多元体"格局下的文化产品体系。新世纪以来的网络文艺不再仅仅是文艺,而是成了自觉、有为、成熟的互联网文娱产业。伴随着数字媒介的转型,新世纪以来审美体验的裂变显示出两极分立的态势。
高慧芳
作为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球村"从其提出之日起,便因其独特的表述方式而快速地进入公众视野,而后又因被引入各种理论语境中而成为众人谙熟于心的词汇,但却又非议丛生。为了澄清误识,我们既需要回顾其理论发展过程,又需要根据当下媒介现状对其进行必要的重新阐发。因此,有必要从当下欧美关于媒介化进程的理论研究视角,从媒介与其它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入手来审视"地球村",并从中发现其所代表的空间结构的变化。
陈海, 周艳艳
学界对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研究汗牛充栋,但仅从传播学视野无法揭示其丰富内涵,从审美角度对"媒介即信息"的核心——"新的尺度"论进行探讨十分必要。这一"尺度"既是指人生产方式的变化,也是指人际关系的变化;这一"尺度"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媒介本身,而不是因为媒介的"内容";这一"尺度"强调媒介"形式"本身导致的结果是改变了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创造了新的"整体场"审美范式。
孙恒存
微博在媒介玩具与媒体事件的双重视域中获得了自身的本体论意义。媒介是玩具而非工具。人类与媒介玩具互动所产生的事件进驻公共领域的议题中,便形成了媒体事件。微博是人类日常生活中些许情感的忠实记录,它源自人类情感的理性沉思与文化积淀,公共领域中的微博生产媒体事件。微博文化源自公共领域中的微博,它对微博所产生的媒体事件进行言说。微博文化批判遵循国家意识形态和美学的原则,从是非问题和美丑问题上对微博文化的发展进行引导。
邹兆辰
罗炳良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才俊。从1980年起,他先后在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兰州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走完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习史之路。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他就开始了对18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在20年的时间里,他对乾嘉史学的理论、方法及代表人物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探讨,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开启了了解中国史学史上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史学现象的门径,留下了嘉惠后人的丰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