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王志耕
俄国形式主义是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和语言学干预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把"文学性"限定在语词之内,从而具有了无法解除的内在矛盾并招致来自多方的批判。在这些批判的声音中,以巴赫金的批判最为系统而且充满学理,他既肯定了形式主义的历史价值,也从"意识形态材料"和"意义的社会交流"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批判和补充。巴赫金对形式主义所做的批判,促进了形式主义在学理层面的终结,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他自己的社会交往理论。
孔帅
作为英美新批评派的重要奠基人,瑞恰兹的"文本细读""语境理论""科学化建构"等理论观念仍对今天"后理论"时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思与重建有启发或警示意义。其"文本细读"理论启示我们,面对新一轮"内部研究"转向,要树立一种整体性、综合性文本观;《孟子论心》的语境分析实践表明,中西文论交流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解读,须深入挖掘与理解西方文论的文化背景和具体内涵;其科学化文论建构则警示我们,应恢复科学的本真概念和广义内涵,文学理论可以科学化,但绝不能是文学理论的自然科学化。
王珂
现代汉诗是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情感和现代生活,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中国新诗没有造成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断裂,新诗新在创造了一种空前自由的表达情感的方式,百年经验是获得了表达的自由,但是忘掉了诗的精炼和音乐性。对自杀诗人的炒作应该缓行,评论界没有对自杀诗人和自杀现象给予一个冷静的回答。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要培养现代国人和打造现代国家,这是渴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时代赋予新诗的重任,新诗应该绝对现代,但是不能极端现代。建设现代汉诗要重视"汉语诗心"与"汉语诗性"。
陈宗俊
"十七年"新诗"经典"遴选的标准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种新诗"经典"打造的途径有多种方式,其中文学史的确认、教学工具的强化和对已有新诗"经典"的不断"修正"这几种方式尤其值得关注。"十七年"对新诗"经典"的打造,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政治—文学"的"一体化"。
范国英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男性主人公与环境处于决裂状态,无法在任一空间中获得存在感、在场感以及由公共空间提供的意义。因此,他们转向自己的身体,通过身体和疾病感知自我的存在;同时,这些羸弱的男性也由公共领域退隐到隶属于女性的私人领域,而在公共领域中的被排斥必然导致其在私人领域中的被清除,因而这些男性主人公在不同环境下感知到的就是忧郁和无力。
付丹
苏童是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始终关注着生命意识及人性主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许多作家从生命"神性"的角度书写理想的生存和精神家园,从而摆脱现代人普遍的生存焦虑,而苏童则从世俗生活的角度展示生命的颓废、沉沦和异化状态,这是一种人性的非本真状态的描写。这样反而直抵生命的本质,完成生命神性的叙述。这种自由的写作,是将生命神性与颓废美学融合在一起,建构小说生命意识的叙事形态。
高艳林
明代,随着大量中国书籍传入朝鲜及在朝鲜的广泛传播,朝鲜社会学习中华文化蔚然成风,出现了大量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现象,从统治阶层对儒家思想的咀嚼与吸收、儒家文化向社会底层的推广与灌输、崇儒重教促进朝鲜民族文化进步、学习运用中国科学技术等几个方面,反映出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已成为朝鲜文化血脉的文化本质。明代,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中朝友好政治关系,是促使这种文化本质产生的根本原因。
王臻
清朝发动征伐朝鲜的"丙子之役",打败朝鲜使其成为臣属国。出于割裂朝鲜与明朝关系以及培植亲清势力的考虑,清廷要求朝鲜派昭显世子等到沈阳为人质。昭显世子在为质期间极力维护朝鲜利益,但由于清曾对其进行利诱而被国人疑有亲清倾向,回国后即被害死。昭显世子入清为质的前后过程,揭示出清朝与朝鲜封贡关系最初确立阶段,双方政治外交发展的实态。
孙卫国
相当长的时期内,朝鲜王朝并不把清朝视作"中国",因为他们所认同的"中国"是明朝。他们深感"胡无百年之运",有强烈的现实忧虑,文化上不认同清朝。英祖、正祖时期所出现的"北学派",虽然强调认清现实,倡导向清朝学习"利用厚生"之学,但依然不将清朝视作"中国"。近代以后,为了应对西方列强与日本的侵略,朝鲜要仰仗清朝,政治上,方将清朝视作"中国",但文化心态上依然不认同清朝为中华。影响朝鲜对清观的原因可以从历史、文化与政治三个维度进行考察,现实政治的需要,乃是决定一切的最终根源。
吴凤霞, 李进欣
梁寅是元明之际的名儒,他研读经史所作的《经论》《史论》不仅表明了他尊经重史的学术态度,而且也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历史思想。他视三代为历史上政治统治最好的时代,他评论历史上有影响的君主,他总结历代兴亡成败之理,都特别强调统治者在政权兴衰中的作用。他的看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末明初一些儒学之士的历史认识水平,为人们了解其时代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宝贵的思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