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法的制定宜定位于统一的金融监管法。统一金融监管法具有政策驱动和实践需要层面的基础和条件，但在理论和制度层面尚存在亟待廓清和解决的问题。在理论解释层面，重点是明确统一金融监管法与金融稳定法以及具体金融法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动金融法体系的理论完善。在制度进路层面，应以金融产业发展和金融监管的平衡与协调、横向和纵向监管权的分配与协同、监管工具和方法的授权与规范等内容为核心，推动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与创新。

毛泽东政策和策略思想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理论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大国大党的独特方法论。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毛泽东政策和策略思想的具体所指与重大意义。在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转向全面执政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了多项重要政策的制定、调整、执行的全过程,由此形成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著名论断,对新中国建设影响深远。新时代新征程,统筹“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策和策略水平,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注意力问题不仅是经济学要关注的议题，也是技术哲学要考察的范畴。技术作为对社会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因素，对注意力结构起着不可忽视的形塑作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对人们注意力结构的形塑作用进一步加强，取得了支配注意力结构各要素的统治地位，使得当代人的注意力发生了虚拟化、参数化、资本化三重转向，塑造了注意客体僭越、注意主体裂解与注意活动失焦的异化图景。着眼于以技术人化消除技术异化，着力从数字空间的人化构建、推动技术装置的良性具身、平台算法技术向善的治理等技术治理角度化解注意力困境的当代难题，将数字技术对注意力的强大统摄作用转化为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扩展，实现人的注意力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共生。

变与不变是在对历史的纵向回溯与现实的横向比较中呈现的一种相对关系。“回看走过的路”，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世界。“审视现在的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愈加明显，不变的是方向、立场、定力、动力。在变与不变的内在张力中“远眺前行的路”，要处理好“一与多”“内与外”“前与后”“危与机”的逻辑辩证关系，在多样中立根基，在对外中求独立，在历史中创未来，在危局中开新局，以不变应万变，走好自己的路。

<正>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国历史发生根本性变化，也深刻影响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转折点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是近代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救民族危亡，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曾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把坚持党的领导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范畴，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史上的一个重大判断。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这一问题，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进入新的创新发展阶段，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中国国情以及根本制度的范畴等方面深化了对坚持党的领导的认识。把党的领导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历史课题，经过长期历史探索，构建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也体现了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要求时，对自己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的高度自觉。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对新时代进行理论构建的主观认识发展过程。着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和党的十八大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新实践，党中央提出新时代的全新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构建。此后，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的理论认识在新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日益深化，经过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以及从党的二十大至今的三个逐渐深化的认识发展阶段，新时代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引领和实践形塑的作用也不断彰显。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视角对新时代的理论构建，涵盖对新时代的世界发展形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新的历史任务和理论创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认识，构建起对中国发展阶段的新判断，奠定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形成、发展和不断成熟的坚实理论基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卓越理论能力。

以政企共治、信用监管、合规治理为代表的助推式规制已在我国平台反垄断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凭借柔性干预、有效引导、动态调整等优势，助推理论的应用有效适配平台经济监管的差异性、动态性与协同性需求，并在商家经营规范、消费者行为引导、监管资源配置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尚处初级阶段的助推理论适用，因理论体系不成熟与应用工具不完备而产生裁量权滥用、持续性效果瓶颈以及工具万能主义等现实问题。围绕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与高质量发展，助推式平台反垄断规制的优化路径应着眼于科学界定助推适用限度、避免监管过度或不足；推动企业与政府共识性价值塑造、确保反垄断目标与市场创新发展的协同共振；软硬监管手段有机结合、辅以数据驱动工具优化，实现助推规制的精准与良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宏大命题，蕴含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党的领导实践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目标为根本指向，体现为历史主体发挥能动性的自觉探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践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化肯定性文明成果，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通过目标任务设计、组织动员和改革完善等主要进路形成中国共产党践行自身历史使命的实践逻辑。进一步推动党的领导实践不断深化，需要在保持党的纯洁性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与实践两个方面不断着力。

有关数据显示，作为个体化生育行为标识性特征的终身不婚、终身不育和非婚生育的比例都处于5%以下的低水平，其内在原因是人们在婚姻目的、性别角色方面的传统家文化观念依然牢固，传统生育文化在提升中国生育率方面依然存在潜力。同时，在市场化、工业化以及全球化的冲击下，初婚年龄推迟、家庭形式多样化，这些婚育行为的变化并非完全是由生育观念变化引起的主动选择，外部环境导致的被动改变是重要因素。这种变化在年轻的代际里有更加明显的增长趋势，未来存在着从被动生育行为向主动生育观念转变的可能性。在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新形势下，把握传统生育文化基础依然稳固这一时间窗口，实施有效提高生育福利、降低婚育养育成本的生育支持政策，同时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趋势，营造包容性的生育友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建立全社会的福利制度、促进形成生育价值多元化的心态与观念，将有助于缓解目前持续低生育率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