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建设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是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人的现代化视域下，思想道德建设通过确保社会主义方向、凝聚集体合力和发挥价值观的导向功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发展。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历史和文化逻辑，在内涵上要构建人的现代化视域下思想道德建设新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育有理想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行动上，要统筹协调，形成全领域互动融合的思想道德建设系统：统筹规划，整体谋划思想道德建设，实现德治与法治互动融通，促进思想道德建设技术现代化，推进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评价监督体系科学化。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建设是对领导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强烈精神引领和深刻价值塑造的特定思想意识建设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奋斗史上高度重视党的精神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是进一步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加强了对党的精神建设的认识，使党的精神建设成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显著特征。党的精神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布局中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党的精神建设拓宽了党的建设布局领域，推动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布局不断适应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规律性要求，以独特的视角创造性地回答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课题，进一步提升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文化内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我国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符合世界通行的现代化一般标准,体现现代化的一般性质,更要具有社会主义的独特属性,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而且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具有世界意义。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推进现代化建设,表明我国的现代化是坚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原则参与和引领全球化的现代化,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代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文化领域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在本体论方面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的统一，在认识论方面坚持主体性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在价值论方面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立场，在方法论方面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从而在新时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充分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和系统性把握，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蕴。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文本的形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觉品格。通览“三个历史决议”可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觉在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三个方面有着较为集中的反映。政治自觉突出表现为自觉通过“历史决议”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确立正确政治路线、自觉通过“历史决议”凝聚全党共识和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思想自觉突出表现为思想方法论自觉和理论创新自觉；行动自觉则突出表现为强化组织建设的自觉、推进理论武装的自觉和进行实践探索的自觉。

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制度化是基础，法治化是目标。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改善党的领导的必要，提升法治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建立健全党的领导法规，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原则要求；“四善于”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具体要求和检验标准；推进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制度化、法治化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关键。

数字技术主导的社会变革使本无逻辑相关性的新兴时代命题“数治”与传统政治追求“法治”聚合于同一场域，由于两者的价值意蕴与目的追求并不一致，所以会在数字社会实践中产生矛盾，具体表现为破窗挑战和完善立法的事实冲突、代码规制和依法行政的规范相持、赋权予能和权力制约的价值分野。为纾解社会变革中数字治理及其法治实现路径的底层矛盾，在理顺数治与法治关系，明确政府治理双重逻辑的前提下，一方面需推进数字治理的法治化，以法治的价值理性规范数字社会问题的回应；另一方面应加强法治的数字化韧性，以法治和数治的协同衍进保障依法治理在数字社会中得以实现。

党的二十大明确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又一伟大创造，具有科学的理论逻辑、独特的历史逻辑和深远的世界意义，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必须科学把握制度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内在构成要素的逻辑，正确认识制度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保障和条件，系统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从而以制度建设引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财政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以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为视角，研究其作为常态化机制后，可能会遇到的制度困境和执行困境。具体包括法律地位缺失、政府利益冲突、官员能力和廉洁度的考验、缺乏支出框架目录及绩效管理体系等。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作为创新性财政工具的效能，需要加强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的顶层设计，改变其法律政策定位和管理体系并突出使用重点，加强审计问责，健全绩效管理体系及反馈机制等。

社交场域的视觉化转向使形态各异的身体展演成为个体塑造理想化自我、获取社交资本的方式。但是,当真实身体让位于身体图像参与展演实践,便呈现出符号化身体、媒介化身体和商品化身体三重形态,与之伴生的是身体缺席与在场下的认知偏倚、技术与他者双重凝视下的官能退化以及身体资本转换下的物化与剥削等伦理问题,个体逐渐在身体的对象化展演实践之中背离身体本源,失去自己。为此,应关照和约束身体展演的各个阶段,结合“反身性”评估重塑个体身体价值观念,嵌入责任意识重构身体与技术的互动关系,凝聚政府、教育主体、媒体等多元力量重建社会治理与监督模式,使参与身体展演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技术催生的心灵荒芜之地保留身体和内在生命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