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主体交往的整体性变革。主体借助数字身份进行自我表达与社交呈现，这种非具身化的交往形式正不断实现人、信息、媒介与社会的“脱域”式融合，以及复合场景的空间转换。同时，这种多向交互、去中心化的交往方式使得公共性的出场样态日益呈现出去空间化和离身对话性的新特点。日益普遍的数字化交往也放大了单体化、私利化、多元化趋向，造成公共生活退化、公共议题失落以及价值共识消解等公共性困境，体现出在现代性自反性的裹挟中还没有摆脱工具理性束缚。数字化交往空间公共性的提升不仅需要主体在交往实践中基于伦理道德的自律以及交往理性的建构，而且也需要技术规则的强力支撑以形成规范意义上的他律，弥合数字媒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积极寻求二者的共融与整合,通过强化公共议题引导与公共规则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于个人意识、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公共意识、公共责任，形塑和谐有序的数字化交往关系。
人工智能具有正负两方面外部性，其引发的数据风险不容忽视。基于人工智能运行原理及其数据治理新技术，总结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四大数据风险：数据安全风险、数据偏见风险、数据污染风险、数据垄断风险。人工智能向好发展需要找到技术应用与数据风险隐患间的平衡。根据所总结的数据风险，发现目前人工智能数据风险治理中面临数据安全和数据保护理念落后、技术发展与治理体系构建不同步、现有治理模式难以适用、治理主体不明确等难点和挑战。对此，建议从顶层设计出发，强调技术性监管、事前事后监管并重，明确人工智能数据风险主体责任，建立适应性、敏捷性、包容性相结合的多层次数据风险协同治理体系。
中国当前生育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保持在低位与青年一代晚婚率上升、已婚者生育意愿和行为弱化有极大关系，而这又是中国社会发生了由农业、农村人口和乡村社会向非农、城市人口和市镇社会转化所致，是社会发展的表现和结果。对此，政府和社会组织可适度引导和矫正，为青年人适时婚配创造条件，为只生一孩、二孩的青年夫妇在子女入托、上学等公共服务方面提供制度性帮助，为三孩生育者提供具有较强理性含义的政策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就是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到底的不懈奋斗史、真理探寻史、自身建设史。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重要法宝和"生命线""胜利线"。坚持实事求是、不懈探索真理是立足"两个大局"、书写千秋伟业的根本保证。新时代弘扬伟大实事求是精神,要不懈探索真理,勇于推动理论创新,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作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融合的新“技术物”，算法推荐实现了信息与人之间的分众化、精准化、高效化匹配，推动了信息传播领域内多种权力发生转移。由于算法推荐以主体偏好和资本逻辑为价值支点，造成人的兴趣点固化、视线窄化、思想极化，这不仅挤压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覆盖和现实生存空间，还弱化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引导、认同、整合功能。摆脱算法推荐场域中价值引领的困局，需协同利用权力规制、技术革新、制度治理及素养提升的合力，通过重塑算法权力边界防范系统性价值危机，优化算法运行引擎矫正技术的固有偏见，健全算法约束机制遏制劣质信息的弥散，增强主体自律意识培育健康的价值生态，以此推动技术进步、人的发展与价值引领的耦合共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科学揭示有机结合的内在逻辑及其实现路径,对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通过分析传统扩大内需政策在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失效,为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提供了学理解释;从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必须置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之下和二者要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两个方面阐释了有机结合的内在逻辑;从释放消费潜力和创造新需求角度分析了扩大内需战略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巨大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二者有机结合的实现路径。
随着"城市大脑"平台的崛起,社会治理地图构成了"城市大脑"之数字驾驶舱的基础元素。社会治理地图是反映"城市大脑"运行状况的显示屏,也是治理者与"城市大脑"进行人机交互的数字界面,其对综合治理体系的促进表现在系统观念、强基导向和赋权增能三个层面。社会治理地图既以整体性治理理念促进了系统观念的落实,也反映了微观层面各类综治问题的空间分布状况,展现出综治问题与基层治理主体的对应关系,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无死角地高效运行提供了数字化依据;还构成了国民参与综合治理的信息接口和权利入口,尤其是社会治理地图的公开为技术赋权的实现和价值理性的回归提供了推进路径,从而昭示着综合治理数字社会的发展方向。
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明确新的历史方位,既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和目标的主要依据,也是制定战略规划和方针政策的根本遵循。必须以大历史观贯通新阶段的历史逻辑,从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把握其阶段性特征。必须以通变的哲学思维把握新阶段的发展逻辑,运用质量互变规律把握新阶段与初级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以总体性思维衡量新阶段的实践逻辑,牢牢把握发展主题,既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带有的普遍性根本性问题,又与时俱进解决新发展阶段的具体问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需要回归社区，从社区自身固有的属性和特点出发，探明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从当前的治理实践来看，社区具有生活属性，表现出规模小、样态差异大、公私兼具、侧重调整局部微小利益关系等特点。这些属性和特点决定了社区治理内在依循底层逻辑、生活逻辑和社会逻辑，讲求权力分散、因地制宜、灵活便捷、包容实用、公正和谐。据此，优化社区治理，就要倡导内生发展，重视非正式运作，强化情感治理，坚持因地制宜。
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构成了当前中国城乡发展的主旋律,其目标是为了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近年来,中国总体工农城乡关系持续改善,城乡收入、产业、服务、基建、文化、治理等领域均等化或融合发展水平全面提升。当前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主要存在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土地利用低效、农业农村人才缺乏等难点。未来要以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和资源统筹为突破口,以发挥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为核心内容,以四化同步为战略路径,以城乡居民福祉增进和均等化为根本目标,推动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此,要加快完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进户籍与相关权益脱钩,实现权益均等化,促进户籍制度回归人口登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