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现代化相伴相随，两者之间具有内在和历史的关联。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是题中应有之义，反映了党治国理政的必然。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赋予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时代意蕴，包括内涵的全面性、人民的主体性、历史的传承性和对外的包容性等。由于文明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新时代新征程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以思想道德建设为核心，学思践悟科学理论，强化思想引领；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实施，增强道德体验感；强化法律刚性规定，促进文明言行养成。
我国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存在着维护安全有余而支持创新不足的现状，尤其表现为法律责任豁免制度的阙如。在制度供给方面，尽管我国针对人工智能行业实施的包容审慎政策包含责任豁免意蕴、相关法律规范亦留有责任豁免空间，但具体监管规则缺乏责任豁免的制度安排，导致参与沙盒测试的人工智能提供者没有获得责任豁免的创新激励优待。对此，应以客观归责理论为依据梳理法律责任豁免的理论逻辑与合法性基础，廓清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不予豁免、行政责任裁量豁免的责任豁免范畴。在此基础上，限定责任豁免的实质要件，并通过明确责任豁免主体、设计约束性指导机制、实现免责监督与救济来完善责任豁免程序，以构建契合我国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实际与发展需求的法律责任豁免制度。
近年来，出于对超低生育率与快速老龄化的担忧，政府、社会与学界对“一老一小”问题的关注大大增加，政府也加大了对“一老一小”的政策支持力度。学界多认为中间一代同时面临赡养父母和养育子女的双重压力，但对其双重压力的真实性却缺少探究。通过以生命周期赤字理论为框架，从国家和家庭两个层面分析相关数据发现：国家在“一老一小”上的公共转移支付总量不多且占比较低，并未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明显压力。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支付并不是单向的、两代人之间的，代际转移支付会根据祖辈和父辈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减轻家庭压力。以照顾责任为切入点分析发现，虽然国家在“一老一小”照顾上有多种路径，但总体参与度低、责任承担不足，家庭承担着“一老一小”照顾的主要责任，但家庭照顾责任也并未只落在父辈身上，祖辈和孙辈都会参与家庭照顾责任的承担中，且家庭内部赡养老人与抚育小孩在时间上多不出现重叠。超低生育率与少子老龄化导致的更多是老年照料赤字与少儿照料盈余。基于此，应摒弃对“一老一小”问题的认知偏差，关注高龄及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顾，适度降低家庭对儿童教育的高额投入、以多代整合视角看待家庭中“一老一小”照顾的代际互助和支持。
促进绿色低碳消费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特征的数智经济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居民的生活方式，有必要在数智化情境下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驱动机制，协同推进绿色低碳消费。基于此，对企业、消费者、政府和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绿色低碳消费驱动作用进行分析，构建一个“技术赋能—行为重塑—制度创新—文化培育”的多元多维驱动框架，并结合结构化理论对驱动的机制作用进行分析，为扩展绿色低碳消费实践路径，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益借鉴。
必须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习近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十二个必须”之一，蕴含着深刻道理、深湛学理和深邃哲理。从道理层面系统回答坚持发展完善这一制度“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以有为”，明确以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相结合推动这一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学理层面科学阐明这一制度的丰富内涵、特征优势和重要意义，引领构建这一制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从哲理层面深入阐述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坚持以我为主与兼容并蓄相统一以丰富这一制度的哲学方法论。
合格评定作为确保产品符合技术法规或标准的关键手段，既是国际贸易的“通行证”，也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载体。面对区域价值链深度整合的现实需求，区域贸易协定通过深化升级《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中的条款，构建起更高层级的合格评定国际规制协调框架。在对CPTPP、USMCA、EJEPA和RCEP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合格评定条款进行梳理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发现中国的合格评定规制实践在合格评定机构非歧视待遇、国际标准制定和透明度履行等方面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建议从完善《认证认可条例》、引领国际标准制定、培育国际知名合格评定机构以及优化透明度机制方面着手，构建兼具国际规范与本国特色的合格评定体系，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更新目标一般集中于经济发展、环境美化、文化传承等方面，社会价值却鲜有人提及。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和社会风险加剧、社会公平和均衡发展日益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背景下，城市更新也亟须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引导下，实现从追求物质空间改善到提升社会价值。公共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通过社会交往、情感归属与文化展演三重逻辑实现社会价值。然而，公共空间布局不合理、决策模式单一、文化维度缺失等因素制约了社会价值生成。未来城市更新应以社会价值优先为导向，通过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更新策略，构建多元共享的公共空间，吸纳广泛社会群体参与，增强产城互动，使城市成为所有群体共享的“社会家园”。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首先，基于对产业融合内涵和特征的总结，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融合的理论机制。其次，通过安徽砀山县、山东曹县、江西大余县等电子商务发展案例，分析农村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生产、产业链优化、市场拓展、协同服务等四个机制赋能乡村产业融合的实践模式，从产业融合路径、人才培育模式、乡村治理结构等方面总结了农村电子商务赋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显著成效，并从产业、市场环境和农民主体等角度分析了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的产业链协同不足与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薄弱、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瓶颈与要素相互流动阻滞、数字素质水平较低与风险抵御能力差等挑战。最后，从“三位一体”角度，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实现路径。研究结论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作用提供决策借鉴。
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且未来有加剧趋势，由此导致的气候风险不确定性将会增加，这无疑会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迫切需要遵循减缓和适应原则，大力发展气候韧性农业。基于与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绿色农业等相关概念的比较研究，首先，对气候韧性农业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剖析了其蕴含的适应性、持续性、抗逆性、基础性、低碳性等内涵特征；其次，从气候变化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视角对气候韧性农业进行了理论阐释；最后，从系统谋划农业布局、筑牢基础设施体系、完善生产服务体系、夯实技术支撑体系、建立应急管理体系、健全政策保障体系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气候韧性农业发展的推进策略。
数字经济改变企业发展环境、产业业态及竞争形式，呼唤理论创新以加强认识并引导规范发展。从数据、信息、组织方式和市场竞争四方面，探寻数字经济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并建构一个数字经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第一，数据要素被纳入生产函数，生产环节的资源配置方式由函数转向算法与函数并行，机器呈现人格化倾向；第二，信息基本环境发生了变化，平台成为信息发布主体，人们需要在过量信息中识别专用信息、在虚假信息中识别真实信息，同时信息茧房问题凸显；第三，平台兼具市场和企业性质，相关契约的流动性、空白和隐匿领域增多，数字生态系统推动契约关系技术化，但导致契约的不完全程度提高；第四，竞争机制改变，更多依靠数据机制而非价格机制，由企业间竞争变为平台内部经营模式的竞争、平台间竞争以及数字生态系统间的竞争。相关结论对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规范数字经济监管，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