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技术深刻重构人类存在方式的过程中，交往实践正经历着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联结范式转变。数字化联结一方面推动了关系的重构，通过技术中介带来虚实融合的感官革命，增强了交往中的个性化与创造性，激发了交往主体性的觉醒，同时也促使数字交往结构发生深层变革；另一方面，数字化联结亦存在异化倾向，自我迷失与社会结构的松散日益显现，表现为关系形态的流变与危机、自我空间的压缩与分裂以及数字化联结对社会团结构成的潜在挑战。针对这一现实困境，从数字化联结对共同体的塑造这一维度出发，应该超越对技术的依赖，探寻数据表象之外的共同价值，以技术增强而非削弱人的主体性，使交往回归本真状态，并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凝聚社会共识。

农村老龄资源活化是对老龄化演进规律的顺应，有助于实现养老与发展的双赢，但其面临组织化困境、认知性困境与机会性困境的叠加阻滞。基于结构化理论，通过对湖北、重庆、河北三地案例的剖析，在理论与实践互构中建构出社会组织活化农村老龄资源的整合吸纳、意义建构、优势转化、连带反馈等四重机制。社会组织基于对规则和资源的运用将农村老年人组织化，塑造老龄角色积极认知作为内在驱力，创设机会空间推动农村老龄资源优势在福利性、经济性与治理性等多个功能维度上的价值转化，并呈现出连带福利生产与村庄公共性生长的连带效应。研究系统透视了社会组织活化农村老龄资源的内在机理，有助于为农村老龄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实践启发。

数智技术深嵌重构了城市社区治理生态，凸突显技术理性与人本价值的部分张力。城市社区面临空间结构、传统惯习、技术规制与居民主体性等方面转型压力，对社区共同体人的价值实现提出新挑战。城市社区治理的本质在于回归“人”的本真，锚定人的主体性价值，构建有温度、有归属感的生活共同体。为此，应倡导“技术向善”的人本治理逻辑，以社区空间活化、情感资本积累、主体性重建、回应共同生活需求为路径，推动城市社区从“技术理性”向“人本回归”转型。

我国金融法的制定宜定位于统一的金融监管法。统一金融监管法具有政策驱动和实践需要层面的基础和条件，但在理论和制度层面尚存在亟待廓清和解决的问题。在理论解释层面，重点是明确统一金融监管法与金融稳定法以及具体金融法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动金融法体系的理论完善。在制度进路层面，应以金融产业发展和金融监管的平衡与协调、横向和纵向监管权的分配与协同、监管工具和方法的授权与规范等内容为核心，推动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与创新。

注意力问题不仅是经济学要关注的议题，也是技术哲学要考察的范畴。技术作为对社会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因素，对注意力结构起着不可忽视的形塑作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对人们注意力结构的形塑作用进一步加强，取得了支配注意力结构各要素的统治地位，使得当代人的注意力发生了虚拟化、参数化、资本化三重转向，塑造了注意客体僭越、注意主体裂解与注意活动失焦的异化图景。着眼于以技术人化消除技术异化，着力从数字空间的人化构建、推动技术装置的良性具身、平台算法技术向善的治理等技术治理角度化解注意力困境的当代难题，将数字技术对注意力的强大统摄作用转化为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扩展，实现人的注意力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共生。

把坚持党的领导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范畴，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史上的一个重大判断。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这一问题，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进入新的创新发展阶段，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中国国情以及根本制度的范畴等方面深化了对坚持党的领导的认识。把党的领导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历史课题，经过长期历史探索，构建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也体现了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要求时，对自己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的高度自觉。

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逻辑，归根到底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巩固和发挥主体能动性，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与拓展呈现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时空图景，历史的自主开拓彰显党和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凸显坚持自主与现代化事业互筑共生的实践成果，实践的自主探索彰显党和人民的实践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坚持自主与建构现代化认知互动的理论创造，彰显党和人民的理论主体性。新时代新征程把握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坚持自主的内在逻辑，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现代化的新境界新格局新高度。

文化主体性建构既是文化认同的核心，也是人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文化主体性成就人的主体性，它是人的主体性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人的主体性是难以确立的；人的主体性是文化主体性的体现和实现，没有人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也难以落地。科学把握文化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解文化主体性建构中人的价值何以实现问题，是破解现代性困扰、呼唤人的主体性回归、挺立人的精神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有效衔接起主体实践与客体文化，实现人的“主体”与文化“客体”之间的辩证法的统一，充分激发人在文化创造、选择和自我价值实现中的现实作用时，才能更好关切现代性危机与数字文明异化中人的尊严和命运，赋予人的发展以恒常意义，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认识和认识论问题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是现代化成功的必要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探索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认识上也达到新境界，其深层逻辑是背后的认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基本原则，同时也是直面当今世界重大变革，积极探索的思想结晶。它以问题导向为标识，在认识主体问题上，凸显中华文明主体性，主张在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中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在认识起点问题上，突出问题意识，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直面现实；在认识路径问题上，主张敢闯敢试、创新进取；在真理问题上，坚持为真理而斗争；在认识辩证发展规律问题上，坚持守正创新。面对以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等复杂挑战，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论及其方法论。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也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载体。数实融合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引发的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升级趋势，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数实融合通过数据要素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和网络效应发挥这三种存在有机联系的具体形式，赋能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促进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从而有效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以数实融合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制度体系，加快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对产业补短板锻长板布前沿的驱动作用，形成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