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和创造者，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行稳致远的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首先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本质要求等三个维度全面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内生动力的现代化，人民群众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着能动的、主动的和创造性力量，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性、有效性和现实性。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品格，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从“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现代化推进逻辑，激发人民群众作为内生动力的历史自觉与现实自觉。新时代新征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仍须在继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重视顶层设计、重视人才培养、着力价值观塑造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激活人民主体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数字技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交往与实践场域，一个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化信息为载体、以数字化交流为主要形式的数智社会正在形成。在数智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背景下，聚焦中国数智社会发展的前沿议题，研讨数智时代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的本土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日前，“数智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东南大学召开。与会学者紧扣主题，系统地剖析了技术驱动的社会转型动力，探讨了群体在数智社会中的适应挑战与调适路径，并提出了治理体系面临的困境与创新的方案。

短视频算法治理是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当前，短视频算法呈现出生成合成类、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类与检索过滤类等类型化应用。为应对短视频创作端、平台端与用户端的算法风险，我国短视频算法治理责任规范、治理价值规范与治理程序规范发生了样态转型，但仍存在初级规则无法精细化规制、次级规则缺乏体系性引入、法教义学与体系性解释方法适用不足等治理规范困境，须在分类分级防控算法风险的现实要求、平台算法权力正当性的必要补足与数字空间法秩序统一性的系统维护下，重塑短视频算法规范体系，整合平台规则增进初级规则可操作化，总结治理实践促进次级规则体系化，完善规范表述助力体系解释标准化，以推进中国式网络治理现代化。

青年数字极简主义是有意识地挣脱数字束缚的生活方式。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数字极简主义是对数字时代的技术异化和人的主体性关系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社会意识。青年通过精炼数字实践，仅保留核心数字工具、审慎消费、社交“精简”和静音抗扰等，净化数字环境，设定“无数字日”，深度脱离数字世界，重拾真实生活体验。数字极简主义的内在驱动力源于对隐私自由受侵的反感、精神独立的追求以及对数字时代权力结构的批判性思考。数字极简主义也面临着内在悖论。逃避心态下的心理隐患、低欲望理想与现实依赖的冲突，以及消极态度的固化，都可能成为青年心理健康受损、生活动力减弱和个人成长受阻的源头。资本逻辑下的表面抗争、消费主义的伪装以及精神探寻的迷途，都使得数字极简主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鸿沟。为破解这些悖论，通过心理疏导与技能平衡、社交融合与信息精准，以及认知教育与消费引导，可以帮助青年减轻心理健康负担，增强生活动力，促进个人成长。

在高质量养老背景下，为了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应对数字社会的多重属性，老年人在数字生活中需要具备功能性操作能力、信息甄别能力和动态技术适应能力等可行能力，其内生动力激发主要源于生存必要下的主体性释放、数智技术迭代中的身份危机感知以及“数字疏离”后的社会回归需要。老年人数字可行能力的实质就是从主体层面谋求数字“入场”、技术“追随”及社会“融入”，从而使老年人获得实质性自由与福利，避免陷入可能的“数字贫困”。政府主导包容性的政策设计与服务供给、社会助力技术支持网络形成、企业强化适老化数字产品生产的社会责任，以家庭内部形成代际互助机制是激发老年人数字可行能力的内在动力的社会支持路径。

以政企共治、信用监管、合规治理为代表的助推式规制已在我国平台反垄断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凭借柔性干预、有效引导、动态调整等优势，助推理论的应用有效适配平台经济监管的差异性、动态性与协同性需求，并在商家经营规范、消费者行为引导、监管资源配置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尚处初级阶段的助推理论适用，因理论体系不成熟与应用工具不完备而产生裁量权滥用、持续性效果瓶颈以及工具万能主义等现实问题。围绕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与高质量发展，助推式平台反垄断规制的优化路径应着眼于科学界定助推适用限度、避免监管过度或不足；推动企业与政府共识性价值塑造、确保反垄断目标与市场创新发展的协同共振；软硬监管手段有机结合、辅以数据驱动工具优化，实现助推规制的精准与良效。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漫长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构成了“中国式”的文化表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并不把人视作孤立的个体，具有“家—国—天下”的同心圆结构特征，其中催生了允执厥中的实践智慧以保持人身心的动态平衡。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中华文化主体性得以激发出来，同时具有现代性的理想之维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实践过程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中华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了丰厚的精神给养，并在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演进中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根基。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历史自觉的政党。党的历史自觉是指党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反映和揭示历史客观规律的理性思维和实践自觉。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历史自觉的自主选择与实践表达，一以贯之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彰显了党的历史自觉，其表现样态集中体现在四个维度：从价值维度对历史主体的自觉凸显，从现象本质维度对历史动力的自觉审视，从时间维度对历史进程的自觉推进，从空间维度对历史比较的自觉超越。新阶段新征程继续以党的历史自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就是要以理论自觉揭示历史规律、以实践自觉铸就历史变革、以使命自觉赢得历史主动。

可信数据空间作为构建一体化数据市场的核心载体，正经历从计划探索到实践试点的重要转变。基于构建主体的不同，政府主导的场内与企业主导的场外，都存在数据可信流通的不利因素。根据功能特性，可信数据空间主要由服务平台、数据提供方、数据使用方以及数据服务方组成，并以“许可使用”的方式塑造“可信”交易规则。立足打破数据交易壁垒，应先构建统一协调的一体化数据流通标准，创建场内与场外两种数据空间的互信通道；结合数据交易所中的特定组织架构，提升场内空间数据供给的结构弹性与数据来源广度；围绕场外空间的灵活特性，用技术措施落实制度层面确立的“平台管空间”框架。

数字化交往作为植根于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架构之上的新型人际互动方式，依托数字编码的精密逻辑与网络平台的泛在连接，个体主体性一方面显现出分布式认知、液态实践、量子化存在等创造效应，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伴生了认知规训、行为拟制、身份让渡等冲击效应。饭圈文化作为数字化交往的症候性样本，集中映射出数字化交往引发的主体性的缺失表征，即制度宰制、技术殖民与伦理异化对主体性的三重消解机制。面对主体性消解的现实，需以“破壁—塑权—立极”为行动框架，通过制度共治打破平台垄断逻辑，重塑规则生成的民主基底；借助人机界面革新重获感知主权，抵御算法殖民的技术操控；依托数字伦理锚定核心价值，促进技术向善的文明进程，有的放矢地完成主体性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