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清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及其政治意义、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就必须深入学理层次进行研究。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出一个全新的判断,即对道路的探寻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根本主线。其次,运用"定性—定位—定标—定法—定力"的分析框架,揭示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及其生成机制。最后,从学理上提出一个全新的论断,即中国道路具有本源意义,并对这一本源意义进行全方位的揭示:近代以降,中国的根本问题是针对"中国向何处去"而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逻辑,其核心是围绕中国道路这一主线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逻辑、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其底色和本质是追寻正确的中国道路;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逻辑,从根本上就是探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正确道路的逻辑;中国道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具有历史性贡献、引导性贡献、发展性贡献、文明性贡献和理论性贡献。
突发事件的特征决定了只有建立起有效的学习机制,才能够真正有效推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通过构建一般性的中国政策学习机制模型,并结合突发事件的特征,规范分析了突发事件学习机制的特殊性,进一步构建了包括调查和评估、问责和容错、改革和纠错三个相对独立又衔接连贯的子机制的突发事件学习机制模型。基于这个模型,对我国突发事件学习机制的现状及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发现调查评估机制缺失或定位偏差、问责容错机制初衷扭曲、改革纠错机制乏力,以及学习机制整体缺乏设计等问题,进而提出了多项改进和完善建议。
百年来破解乡村文化失调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基于历史参照、现实关怀乃至理论思考,乡村文化治理可有多元实践,"向里用力"的"立人"应为根本遵循。转型期面对社会快速变迁所引起的种种"不适",能否在传统乡土社会的"礼治"与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理治"中,找到可资鉴戒的激发农民主体性的思路,进而与时俱进地在"法治"主导下重构当前乡村文化治理路径,不仅事关"三农"问题的破解,也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要以"情""理"交融为坐标,需立足必备的"外部"条件,以统整融合的文化观来化育,由此推动"人的建设",促进乡村文化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不断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群众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是检验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重要标准,更是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力量优势的重要条件。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党的群众组织力实现了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目标跨越,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与战斗力。新时代提升群众组织力就要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贯彻群众路线,从政治建设入手,突出政治功能,强化作风建设,严密组织体系,发挥技术优势,完善能力提升,强化责任担当,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政治领导本领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政治特定领导能力,是事关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的根本性问题,是最核心的、最根本的领导本领。应以科学思维方法为引领,运用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全面增强党的政治领导本领。
国家荣誉是以国家名义对那些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给予的最高评价。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最高奖励制度,国家荣誉制度对塑造公民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颁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强化了公民的国家认同。国家荣誉制度通过融合颁授仪式,塑造文化认同;通过唤醒集体记忆,增进历史认同,继而强化了公民的文化性国家认同。国家荣誉制度包容公民身份、植根法律规范、融入制度体系,强化了身份认同、法律认同和制度认同,继而增强了公民的政治性国家认同。新时代应进一步发挥国家荣誉制度的精神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
基于主客体关系的建构,道德有三种样态为学者所公认,分别为人的个体道德、行政主体的政治道德和公众的社会公德。在道德实践的真实场景中,道德的三重样态是不断变化、生成的动态系统,具有其内在张力,在交互作用中呈现出个体道德的"个体之利"与社会公德的"社群之善",行政主体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公众的"外在评价",个体道德的"自由意志"与政治道德的"强制规范"的矛盾关系。构建道德三重样态交互重组、相互作用、彼此促进的道德动态图景是调适道德三重样态内在张力的有效路径。
社会信任主要依靠关系和制度直接或间接生成。通过关系促进主体间的情感或认同进而产生的情感信任属于特殊信任,这是传统社会主要的信任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基于关系的信任不再完全依靠情感和认同,而是逐渐扩展至以信息为中介的认知信任,这体现了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过渡。普遍信任可以由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也可以通过制度对信息的规制作用产生认知信任。现代社会的普遍信任需要兼容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中的制度要素与特殊信任中的关系要素内在相连于道德规范。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主要包括制度信任和信息信任的重构,体现为传统道德和习俗的重建,将传统关系网络中的道德意涵发展为制度化的公德;建立和完善现代法律、契约制度;以制度规范关系和信息,通过教育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增强认知信任。普遍信任对特殊信任的兼容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能满足人们的情感性需求。兼具制度性与情感性的信任才能促进现代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发展面临生存困境。在对国家各部委和各省市支持企业防控疫情生存发展的典型政策进行梳理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提炼典型政策的共同着力点和差异性做法,总结评析政策设计的行动逻辑和存在的不足,针对疫情下企业的普遍性困难和行业性困难,提出了疫情下支持与保障企业渡过难关的优化政策建议。包括"防控要防、复工要复、帮扶要帮"导向,加强政策针对性;加强各级政府间企业支持政策的联系和衔接关系,强化地方政府间的互助合作,提升政策融合性;审时度势推进各个职能部门共同发力、发挥作用,强化政府服务能力,增强政策联动性;提升短期政策效用的同时着手布局促进企业经济恢复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强化政策前瞻性。
新时代要从民族复兴关键期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中,正确认识和有效应对各种重大风险特别是全局性重大风险。统筹"两个大局"是防控重大风险的基本战略,体现在以复兴成就化解重大风险,以主动作为应对重大风险,以新的斗争战胜重大风险,以治理能力抗击重大风险,以化危为机处置重大风险。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战胜新的风险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