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自然资源领域的生态综合执法改革是不断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尽管各地已经探索出了"污染防治+资源保护+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污染防治+陆地生态保护"等改革模式,但仍然存在执法职权范围的边界界定不清、综合执法与专业执法的分合把握不准、执法信息共享机制不畅、陆海生态执法的统筹推进不力等诸多现实难题。完善自然资源领域的生态综合执法制度需要进一步厘清执法权责边界、规范组建执法队伍、形成各部门协同推进自然资源领域执法改革的格局,并加强自然资源领域生态综合执法的陆海统筹与立法保障。
当前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叠加,且主要表现为隐蔽性失业。在政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精准施策才能保就业。财政政策要从支出端和收入端同时发力,支出政策要把就业弹性原则放在第一位,收入政策则要为中小企业精准降负。面对大量的摩擦性失业和隐蔽性失业,救助政策要发挥其应有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未来就业政策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一是纠正就业政策体系的失衡,减少对刺激政策的依赖,提高救助政策的占比。二是要提高协同性,利用救助政策提高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消极就业政策要融入积极就业政策的成分,从保障导向转向就业激励。
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社会结构各组成部分变迁之不同步的基础。社会结构变迁的非同步性必然会造成原有功能的失调。原结构之原功能,并不会自然继承于新结构之中并发挥协同功能。社会治理的效能,即在于适应新结构的形成而生产与其结构需要相适配的新功能,并使之在矛盾运动中维护社会稳定。从未来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上说,人口转变与人口负债的形成、城镇化与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中产阶层的形成与中产化特征的强化以及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生活与组织方式的变革等,既表征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向,也奠定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要求。这些因素在"十四五"时期的进一步显化,将导引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向。
长江经济带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多样性兼有的资源属性、环境保障功能和生态安全属性,为理解和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提供了一个视角和切入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大前提,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入手,建立生态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加强重点物种保护及其生境空间修复,逐步恢复环境保障功能和资源属性。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和发掘生物多样性的潜在价值,开发利用生物种质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可持续、高效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生物资源属性,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价值开发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协同共进。
性别红利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而促进性别平等是实现性别红利的重要基础与前提条件。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从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两个维度探析了中国释放性别红利的潜力与空间,指出治理体系不健全、社会性别观念束缚、职业性别隔离、人力资本城乡差异、生育政策是限制现阶段中国实现性别红利的主要因素。最后从政策环境、妇女经济赋权、生育支持、健康促进、城乡教育公平五个方面提出积极释放中国性别红利的战略构想。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四个伟大"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条党的建设的主线,坚持战略思维、问题导向、创新引领,以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历史使命、推动自我革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高度和宽广视野谋划布局党内监督,聚焦党内监督重点,突出党内监督重心,完善党内监督格局,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优化权力结构、推行党务公开、健全制度法规,不断推进党内监督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党内监督在布局定位、重点指向、生态保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开创了党内监督的新局面。
政党的社会号召力是一个多向度的复合型概念,主要由凝聚能力、影响能力、服务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等构成,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以独立且交互的方式影响政党的社会号召力。用理想信念凝聚人民,用先锋队旗帜引导人民,用奋斗目标感召人民,坚持人民立场服务人民,以严密的组织体系组织动员人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社会号召力的多维度来源。新时代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要充分发挥共同目标愿景的感召作用,以党的自我革命为着力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为根本,以走好群众路线为保障,以顺应时代变革为抓手,确保党始终保持强大凝聚力、引导力、服务力、动员力。
党的十九报告提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系统地辨析组织与组织力、政党与政党组织力、中国共产党组织力的相关知识与概念,指出政党组织力的概念很难概括政党的领导力或执政力,而只能是其领导力或执政力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组织力的内涵即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和整合人民群众、党员干部以及社会组织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力量,它一般包括政治领导力、思想领引力、群众动员力、组织驾驭力、社会号召力。中国共产党强调的组织力主要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性、组织性出发,侧重指向党的基层组织。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话语,把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境界,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创新理论主题,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统筹起来,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人类难题,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精神的精华;创新理论形态,把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道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的时代明证;创新理论方向,把"后新冠疫情时代"世界体系的可能变革、第四次产业革命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挑战、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与合作纳入视野,澄明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图景。
乡村社会结构失衡,与城乡结构失衡紧密相关,表现在乡村产业基础、乡村人口流动、乡村家庭结构和乡村聚落形态各个方面,有其深刻的制度性根源:人多地少的人地紧张、支持乏力的农业收入、难以融入的城市化进程和难以割舍的乡村根基。面对流动性社会结构失衡,乡村治理体系出现种种不适应:如失去活力的主体结构、不断下沉的行政包揽、挤压弱化的自治空间和散乱转型的乡村秩序。只有通过深化制度改革,推进行政体制精简高效、城乡之间制度畅通、乡村社会活力充沛,才能真正构建起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