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乡村空心化的加剧,村庄的完整性降低,需要更高的地域层级整合日益碎片化的社会需求与经济要素;城市资源的回流同样对乡村的空间结构形态提出了新的要求,小城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城镇能够有效承接国家向乡村下沉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乡村人口积蓄提供基础,同时创造城乡经济体系互动载体,扩大乡村的经济机会空间。乡村地域系统在这一过程中被激活,并作用于城乡统筹的推进,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与社会基础。小城镇建设代表了以农民为主体、依托乡村地域系统自主运转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是一种内生型的乡村振兴路径。

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而返乡创业者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通过对返乡创业者所具有的创业精神、人力资本、经济实力、管理经验和政治能力等特征分析,论证了返乡创业者参与推进乡村治理的主要路径。研究发现,返乡创业者对提高村民文化素养、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善乡村治理环境、设立返乡创业企业党支部,以及返乡创业者基于自身的丰富的管理经验参与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等方面具有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创业主体的党组织建设滞后、返乡创业层次不高、返乡创业者及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渠道相对狭窄、乡村治理人才缺失和法制建设滞后等困境。提升返乡创业者参与乡村治理,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实现多元共治;二是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返乡创业,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质量;三是提升参与素养,推动广泛参与;四是创造参与环境,确保参与顺畅;五是加强法治建设,营造参与环境。

如何实现对科技的科学领导一直是无产阶级政党思考的重要问题。党的科技领导力是党围绕如何发展科技、利用科技来服务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能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回顾党的科技领导力建设的历史,其经验启示在于:明确服务于人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根本目标、坚持独立自主与开放合作并举的发展道路、紧跟时代步伐抓住尖端前沿作为重点工作、始终重视培养高素质人才和建设科研机构和注重发挥制度优势和政策支持的双重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充分展现了党的科技领导力,主要表现为党的科技决策力、激发力、教导力和助推力等。新时代统筹两个大局,增强党的科技领导力要紧紧抓住"创新"这一关键,重点实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方略创新。

政治监督的本质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政治监督的提出和发展,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要义,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特质。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监督的发展深刻反映了政党发展的根本规律,是对管党治党经验的创造性转化,也顺应了党的建设的现实要求。经过几年的发展,政治监督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也仍存在部分党组织对政治监督的定位和功能的理解不够到位、对政治监督与党内其他监督的关系把握不清、政治监督的具体化常态化实现程度不够高等困境。新形势下加强政治监督,应聚力于把准政治方向,推动政治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把政治监督融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运行中,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监督,构建科学的政治监督评价机制。

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城乡家庭在以往核心化、小型化的基础上,因成员出外上学、谋生增多,特别是劳动年龄成员大量外出就业,不完整家户形态明显上升。与此同时,父母和已婚子女不仅同地分爨普遍,而且异地生活逐渐突出。单纯对家庭或家户进行考察难以将其新变动及其问题反映出来。通过对家庭、家户和家(直系组家庭)兼顾性研究,可较全面地认识近亲属所组成的个体家庭、家户状态和特征,把握相互间的关系质量及问题,为家庭有关公共政策的制定、调整和改进提供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从学理上看,能否实现劳动力高质量发展,是由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共同决定的,具体表现为剩余劳动的水平和剩余劳动转化为必要劳动的程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农民工劳动力质量总体看有所提高,但与农民工创造的剩余水平和城市劳动力的"标准质量"相比,农民工劳动力质量亟待提高。从根本上看,提高农民工劳动力质量,必须通过坚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的流转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实现。

现代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深刻奠基并改变着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理解和认同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集中表达,其独特的话语构造机制,内含抽象与具体、统摄与反思、秩序与分化等复杂价值张力,同时也提供了其话语实践展开的内在动力与可能进路:诉诸核心价值观话语的规范与实践本性,依托关系性、叙事性和制度性话语转化,通过培育话语主体自觉、创新话语形式、拓展话语空间的整体性重构,实现核心价值观话语机制与实践逻辑的有机融通。

随着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的实现,我国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移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稳定脱贫的任务依然艰巨,现行的反贫困制度体制需要重新审视、创新发展。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关键是要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绝对贫困治理统筹兼顾,实现反贫困事业向纵深发展。涉及三个层面的整合:第一个层面是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推动反贫困事业与国家相关宏观政策的统筹兼顾与一体化,整体提高低收入地区、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差距;第二个层面是现行反贫困具体制度(政策)的一体化,涉及现行扶贫开发相关政策与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实现社会救助政策的积极转向,提升贫困家庭及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第三个层面是反贫困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实现宏观层面的反贫困政策与微观层面的反贫困制度的结合,深入推进新时代的反贫困大业。

技术革命浪潮的增长效能由其在连接+能源+材料三重维度的技术变迁及其所形成的净创造效应所决定。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1.0虽然深刻地改变了生产组织形式和产品类型,但却未能实现黄金30年时期的生产率、积累率和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反而出现了三者的长时间"脱耦"。这其中固然有测度困难和时滞的问题,但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数字经济主要停留在交易的"连接"技术突破上,而缺乏能源和材料的实质性进展,因此总体净创造性效应较弱。与以互联网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一代数字经济相比,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经济2.0因其可实现生产领域的"连接"突破,有着更大的净创造效应和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但要避免出现第一代数字经济的诸多弊端,仍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引导数字经济的创新领域和发展方向,使其实现从小范围、窄领域的服务业局部繁荣到大范围、多领域的产业渗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不振,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让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逆全球化思潮变本加厉。从中长期看,全球化并不会终结,而是重启。就全球层面而言,仍然有诸多支持全球化的有利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链、超大规模的市场、日益开放的制度等三大优势,为推动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点路径包括:发挥完整的产业链优势,推动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推动共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济;发挥日益开放的制度优势,推动共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