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团结难题,只有依靠建设全新的国家内部团结制度才能解决。它既能够承受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带来的震荡和冲击,又能够承受长期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各种偶发的社会冲突和差异化利益诉求所带来的震荡和冲击。包容型公共领域是全新的国家内部团结实现的逻辑基础,它的要素构成包括公共主体全面性、公共载体全维性、公共话题全域性。它的机制构成包括包容型表达机制、共识机制、公共政策评论机制和团结危机预警机制。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动员除了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外,还对凝聚政治认同、改善府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普通居民之间关系的淡漠、失调和疏离导致动员普通居民能力较弱、社会组织难以发挥专业优势、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低下等问题,通过系统分析发现"关系问题"是影响社会动员的重要因素,梳理"关系式动员"蕴含的形塑新关系凝聚新资源、构建稳定亲密团体和化解多重关系矛盾等基本内涵,并从组织化关系、情感关系和制度化关系三个方面提出在社区治理中开展社会动员的具体实践路径。

经济学是经济活动经验和经济发展实践的产物。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增长和发展,正在经历着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重大的实践创新。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坚持以马克思基本经济理论为指导,研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推进和实现中国经济学的创新转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

公共危机事件是一次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检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总结提炼实践经验使之体系化和机制化尤为重要。由此,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并拓展其在推进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性疫苗,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干群关系、技术专家与社会大众关系协调机制,弱势群体关爱服务体系,社区治理机制化、反思性社区教育实践机制等方面均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纪律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属性,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马克思最早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作出科学论述,初步确立起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组织原则和纪律规范。纵观中国共产党近100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党的纪律建设的不断完善确保了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成为百年奋斗历程的显著特点和最大优势。新时代创新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现实路径要坚持把政治纪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党章,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大力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充分发挥巡视监督在从严治党中的利剑作用。

社会表情是社会合作形成和延续的社会心理基石。一般而言,主要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可能呈现出社会幸福、社会安逸、社会冷漠、社会焦虑以及社会愤怒等不同类型的社会表情。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看,社会变革状态、社会财富配置、社会发展预期和社会调控能力等共同影响了社会表情的变化。在当代中国,形成和维持有利于社会合作的社会表情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群体间利益协商制度体系,还需要培育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氛围。

随着国家脱贫攻坚临近尾声,我国的绝对贫困即将得到彻底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将更加突出并长期存在,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对贫困的治理成为2020年后扶贫工作的主战场,探索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新时期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主要面临政策有效性、脱贫可持续性、能力贫困、人文贫困、精神贫困等五大困境,通过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产业培育、能力建设、人文发展、心理服务等五大机制,以能力建设机制为核心,贯穿带动其他机制相互联动,构建起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基于语言学和语义学相结合的角度,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所规定的应当"坚持和完善"或"待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各项制度的制度内涵、制度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给出了语义学分析意义上的相关统计数据。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增强学习理解领悟决定中各项规定的精神和实质内涵的能力,有助于在实践中有效地贯彻落实决定的各项要求,并为从理论上找到解读决定的有效方法提供新的富有实效的学术方案。

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通过系统梳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扩散、应对中的四类社会风险,以及影响社会风险的因素,运用社会风险理论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视野提炼概括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八个特点,即风险扩散具有跨界性、区域化风险与内部化风险并存、单一风险向综合风险转化累积、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风险的建构性越来越明显、普通群众受到风险的影响更大、潜在的风险可能是长期的巨大的和风险有望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机会。社会风险的这些特点既有全球化时代的共性特征,也有中国独特体制、特定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的个性特点。

在5G商用浪潮的推动下,我国进入了高速、移动、互联的时代,这种兼具动态主体性和技术内生性的系列变化给互联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以信任和主动塑造为核心的管理方式,声誉管理有利于提升组织美誉度和公信力,助推组织行为的实施。以声誉管理理论为研究视角,提出其对于互联网治理的方向变革,并对互联网治理路径进行探讨,从行为维度、道德维度、专业维度以及合法性维度强化互联网治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