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革命历史记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其核心在于对其进行爱国主义阐释，旨在推动当下人民群众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同身受，并愿意将革命历史中的精神财富和实践智慧自觉运用于今天的爱国主义行动中。既有革命历史阐释往往尊崇知识性取向的逻辑径路，注重解释革命历史发展过程以及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当性，这是革命历史记忆爱国价值阐释的基础，但其凸显的“他者记忆”倾向不利于时空转换背景下个体对革命历史记忆价值的“切身性”理解，也不利于革命历史记忆爱国主义价值的整全性阐发。而从个体生命生存的共通性视角进行阐释，实现革命历史与当代生活的文化共通和情感勾连，有助于拓展革命历史记忆爱国主义价值的阐释路径，形成对革命历史记忆中爱国行为和思想的新时代接续，这在整全性和公共性的意蕴上深化了革命历史记忆的爱国主义价值阐释。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建设是对领导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强烈精神引领和深刻价值塑造的特定思想意识建设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奋斗史上高度重视党的精神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是进一步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加强了对党的精神建设的认识，使党的精神建设成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显著特征。党的精神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布局中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党的精神建设拓宽了党的建设布局领域，推动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布局不断适应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规律性要求，以独特的视角创造性地回答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课题，进一步提升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文化内涵。

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依次经历了三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盲目流动到限制流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逐步放开到全面放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以人为本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乡之间的“钟摆式”流动和流动半径缩小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典型特征。未来，人口结构变化将会深刻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县域将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战场。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要顺应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客观规律、坚持渐进性户籍制度改革思路、加大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和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劳动力市场。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文本的形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觉品格。通览“三个历史决议”可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觉在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三个方面有着较为集中的反映。政治自觉突出表现为自觉通过“历史决议”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确立正确政治路线、自觉通过“历史决议”凝聚全党共识和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思想自觉突出表现为思想方法论自觉和理论创新自觉；行动自觉则突出表现为强化组织建设的自觉、推进理论武装的自觉和进行实践探索的自觉。

数据分类分级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是数据要素公平有序、安全有效流通的重要保障。我国《数据安全法》第21条规定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尚存在法律定位模糊与实施规则不清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数据安全法》第21条虽然建立了数据分级制度，但是目前仅为原则性规定，尚未构建数据分类的具体规则和操作标准。由于存在数据分类分级制定主体授权宽泛的现实问题，致使在实践中依托《数据安全法》第二章数据安全与发展的相关规范来支撑和实现数据保护与流动间动态平衡目标的可操作性不强。鉴于此，建议依据数据所具有的可共享性、复用性、多归属性、高度动态性以及使用加权属性等特征，统筹数据的发展和安全，运用场景化、动态化的方法，做好数据的分类分级及其制度实施。以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式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以负面清单制度的施行，探索完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与交易活动的实施，搭建起数据分类与分级的贯通机制，推进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建设及发展。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既要秉持鼓励创新的原则，又要不断健全数字经济监管机制。从实践层面梳理我国近几年数字经济监管现状，并运用规制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数字经济为监管带来的挑战，即网络外部性与锁定效应造就新型竞争格局、数字平台的双边效应使非竞争行为具有隐蔽性、价格歧视的新特点占用更多消费者剩余、动态跨界的数字经济增加相关市场界定难度、数据驱动形成数字卡特尔与数字安全问题。从制定与执行的统一、行为与信用的统一、治理与智理的统一三个方面剖析数字经济为政府监管变革带来的机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由命令控制或行业自律向多中心共同监管转变、由放松监管或加强监管向以数治数转变、由监管人才或科技人才向数字监管人才转变的监管变革重点转向。

<正>中国社会建设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复杂的、长远的系统工程，要从全域视野研究和推进，即在宏观视域下研究和完善中国社会建设现代化顶层设计，在中观视域下研究和健全市域社会建设现代化运行机制，在微观视域下研究和推进基层社会建设现代化创新实践。

中国当前生育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保持在低位与青年一代晚婚率上升、已婚者生育意愿和行为弱化有极大关系，而这又是中国社会发生了由农业、农村人口和乡村社会向非农、城市人口和市镇社会转化所致，是社会发展的表现和结果。对此，政府和社会组织可适度引导和矫正，为青年人适时婚配创造条件，为只生一孩、二孩的青年夫妇在子女入托、上学等公共服务方面提供制度性帮助，为三孩生育者提供具有较强理性含义的政策支持。

提升组织力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点任务。基层党组织构成要素的复杂性和任务功能的多样性，决定了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用系统观念，从“要素—结构—功能”三个层次分析，发现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面临着“基层式小范围存在”“纵横向结构相对失衡”和“基层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三重相互关联的局限。对此，基层党组织可以依托党的领导优势，构建“一体化”的基层党建系统、基层工作系统、基层治理系统，打造能够发挥内在优势的良性循环，克服外界三重局限，实现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系统性提升。

政党形象是政党的基本标识和重要软实力。奋斗形象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奋斗活动的结晶，是党的标识性政党形象，植根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建构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坚持为人民奋斗，为百年奋斗实践注入不竭动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奋斗，汇聚磅礴奋斗力量；取得了彪炳史册的奋斗业绩，是奋斗形象最坚实的载体；坚持党的领导，从严治党，为党的奋斗形象建构奠定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形象的铸造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