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和福祉改善是推动他们迈入中等收入行列的重要方面。益贫式的经济增长、绝对贫困的消除以及社会保护的建立为低收入群体的增收与福祉改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但中国当前低收入群体依然规模庞大，且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数量庞大、收入水平低、差距显著且处于分配弱势地位是低收入群体实现增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此，短期内要重点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来预防返贫并缓解相对贫困，中长期要建立健全畅通向上流动的体制机制，扩大社会流动性，包括通过促进就业和人力资本积累稳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报酬，通过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完善农民增收的长效韧性机制，通过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加强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护。
逐利本能驱使下大型科技平台常以打造平台生态系统为由构筑“围墙花园”，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监管双向推动的平台互联互通则成为破除“围墙花园”的对标之策。平台互联互通缘起于封禁行为之治理，在恢复平台市场竞争秩序的目标设定下，努力调和平台私人性与公共性、自主经营与公共责任之间的价值冲突。主要反垄断辖区业已在平台经济反垄断浪潮中形成以技术改良、协同规制、公共责任为特征的互联互通竞争政策进路。我国平台互联互通实践试图依托“守门人”、反垄断合规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来弥补传统竞争法规制局限，实现反垄断法的预防式实施转向。平台互联互通的中国方案仍应立足反垄断与行业管制的协同规制进路，并通过谦抑理念与比例原则有效厘定平台互联互通的竞争边界。
变与不变是在对历史的纵向回溯与现实的横向比较中呈现的一种相对关系。“回看走过的路”，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世界。“审视现在的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愈加明显，不变的是方向、立场、定力、动力。在变与不变的内在张力中“远眺前行的路”，要处理好“一与多”“内与外”“前与后”“危与机”的逻辑辩证关系，在多样中立根基，在对外中求独立，在历史中创未来，在危局中开新局，以不变应万变，走好自己的路。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野中，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根本上讲即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往往表现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首先，准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把握历史主动的理论前提，是把握历史规律的逻辑起点、是把握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支点、是把握历史目标的思想焦点，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在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对社会主要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把握。其次，准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把握历史主动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和时代的角度出发，在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地为关乎全局、关乎长远、关乎根本的难题开出“药方”，形成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重大关切的战略性思考。最后，准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把握历史主动的实践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准确把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新特点，以战略思维科学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历史性转化，为确立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提供根本依据，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基本支撑，为中国参与和引领世界治理提供基本指向。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主体交往的整体性变革。主体借助数字身份进行自我表达与社交呈现，这种非具身化的交往形式正不断实现人、信息、媒介与社会的“脱域”式融合，以及复合场景的空间转换。同时，这种多向交互、去中心化的交往方式使得公共性的出场样态日益呈现出去空间化和离身对话性的新特点。日益普遍的数字化交往也放大了单体化、私利化、多元化趋向，造成公共生活退化、公共议题失落以及价值共识消解等公共性困境，体现出在现代性自反性的裹挟中还没有摆脱工具理性束缚。数字化交往空间公共性的提升不仅需要主体在交往实践中基于伦理道德的自律以及交往理性的建构，而且也需要技术规则的强力支撑以形成规范意义上的他律，弥合数字媒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积极寻求二者的共融与整合,通过强化公共议题引导与公共规则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于个人意识、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公共意识、公共责任，形塑和谐有序的数字化交往关系。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围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高度，阐明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根本原则、目标要求、实践路径等，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突出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核心要素、关键环节是什么，怎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等问题，对于构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
青年网络圈层话语具有鲜明的内部共享性，即在语义内容、情感价值、表达形式上的共享，这种共享不仅维系了圈层关系，激发了圈层内部的聚合与层级流动，也形塑了网络多元圈层差异格局。相较于圈层内部的同质共享和直接共享，圈层内外共享则是借助人际互动、线上线下融合实践、多元外力推动、焦点议题促发等中介节点而实现的间接流动分享，这种流动分享一定程度激活了不同圈层之间的关系张力，这种张力的适度变革调适则是推动圈层内外分享互动的关键环节。因而,引导青年网络圈层话语共享的健康发展，就要充分尊重和利用网络圈层话语共享特点和流动规律，不断激活圈层话语创新发展活力，释放圈层多样整合方式的共振效力，强化圈层主体道德自觉和法律自律。
城市老年人可以发挥时间、经验、威望、社会关系网络等优势深度参与社区治理，从而破解困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居民冷漠”难题；但现实中城市老年人往往多在休闲娱乐等表层参与社区活动，缺少对社区治理的深度参与。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具有以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性参与动机、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参与动机、以价值为核心的后现代性参与动机以及以体验为核心的模糊性参与动机。激发城市老年人的社区参与意愿需要遵循模糊动机清晰化、清晰动机内化、内在动机进阶化机理，建立基于认知、关联、信心及满意的激励机制，最终实现持久稳定的深度参与。
不断加深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带来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目前，中国劳动力老化态势日趋严峻，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老化程度日益加深但增速减缓，城乡、省际间劳动力老化程度严重不均，未来劳动力老化水平将长期保持在超出40%的高位，高度老化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劳动力老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框架主要从劳动要素、经济结构、科技创新三方面展开：劳动力老化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放缓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削弱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贸易模式的竞争优势，长远上看也不利于国家和企业科技创新的发展。下一步超前应对劳动力老化的策略应从优化劳动力年龄结构、提升劳动力资源质量、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展开。
如何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增加其养老储蓄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共同富裕理念的指引和新就业形态下，高质量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目标是积极吸引中低收入群体参保，提高其养老储蓄水平，缩小第一、二支柱面临的两个差距过大的问题，实现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均衡发展。结合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建议在需求端引入准强制的自动加入机制，解决个人养老金的非强制性与参保意愿之间的矛盾；在供给端建立低成本的综合性养老金公共管理平台，解决个人养老金的缴费要求与缴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在制度端通过建立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解决个人养老金精算公平与缩小养老金差距之间的矛盾。总之，解决上述矛盾的根本思路是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个人养老金高质量发展，促进养老保险三个支柱的有机结合、均衡发展，进而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