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数字中国的崛起历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伴共存。老龄社会新形态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日渐突显，呈现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的新影响与新态势。数字老龄化并非旨向“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博弈，其概念要义在于从适应技术到参与社会的理论递进；在继承“积极老龄观”理念与发展“健康、参与和保障”行动中丰富积极老龄化的共识范畴。中国数字老龄化超越了西方国家以技术为中心的单一逻辑，在国家战略与社会治理共举的复合结构中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在弥合数字鸿沟上，中国数字老龄化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另一方面，凭借制度、理念、文化与人才等多重优势，中国将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积聚老龄社会下建设数字强国的中国力量。

诗意栖居在中华文化中的特有体现形式就是天人合一。这一理念和价值取向既是中国人的居住哲学和实践的特征，也是人类生存的未来发展方向。它理当包含四个层面的意涵，即注重并着力追求灵与肉（身与心）、人与自然、人与人、小家与“大家”的和谐统一。对于当今社会的人居建设来说，尤其应力求破除单纯追求个体和小家之诗意的局限性，到人与整个自然生态、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中去寻求、创造更深远的生存的诗意。

乡村本身具有共同体的属性，情感要素是维系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变量。个体化造成乡村社会的情感基础更迭、情感内聚消解和情感边界收缩，具体表现为信任伦理感知弱化、公共精神流失以及福利资源再生产受限，这些社会情感问题亦蕴含社会再整合的需求转向。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的重塑需要兼顾情感与规则的平衡，根植于传统乡村情感资源，融契于现代乡村情感结构，以伦理道德为情感规范、公共精神为情感依托、福利互助为情感纽带，并以制度建设为情感保障，实现乡村社会整合的现代性方式。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一般智力理论。马克思指出，随着一般智力发展、智能化技术的出现，知识与智力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直接劳动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小，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将会引发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当代生产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新趋势，在继承马克思机器论思想的基础上，对一般智力理论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创新与发展，多层面展示了一般智力理论的当代价值，拓展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新特点的认识。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重要论述的科学预见已经被正在到来的现实所证明，在数字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智能化生产进入了高速度发展的新阶段，从理论层面认识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中国化的当代价值，从实践层面探析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紧迫的研究课题。

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承袭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理路、遵循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逻辑，在全面汲取古今中外各种文明形态有益成果基础上，通过着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不断创新、创造出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该文明新形态的逻辑生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自在逻辑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价值逻辑的高度统一。它既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也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范式和中国智慧。

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是基层党组织的“领头雁”，是农村发展的领导力量，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政治保障。为了有效解决一些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面临队伍后继乏人、履职能力有待提升、工作积极性主动性需要加强、监督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等新挑战，党的十八大之后，各级党组织推出了系列举措来引领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在选培环节，支持能人型党员参选并任带头人，大力选派第一书记并下派书记，通过招考方式来培养青年后备干部等；在使用环节，通过物质与政治双重举措来实现激励，以岗位专职化来强化管理，以制度建设和程序规范来实现全面监督。在各项党建举措的引领下，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失衡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发展观，遵循带头人队伍配置与村庄实际相匹配的原则，建立带头人队伍践行群众路线的有效路径，完善带头人队伍建设的支持保障机制。

如何把握历史主动是一个集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于一体的重大现实问题，直接关涉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自觉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积累了弥足珍贵的财富与经验。把握历史主动，前提在于遵循历史规律，基础在于坚定历史自信，动力在于尊重历史主体，重点在于增强历史担当，关键在于抓住历史机遇，精髓在于勇于自我革命。系统阐释并充分运用我们党把握历史主动的这些宝贵经验，对于党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遵循人口转变和后人口转变理论，长寿时代的到来是人口发展的规律性结果，这既标志着人类社会实现了长寿预期的文明成果，也引发了诸多经济社会新变化。充分认识长寿时代人口机会的潜在优势，匹配适宜的政策环境以适应发展新要求，探寻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需要从继续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大力发展全民终身教育、构建包容性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协同发力，从数量、质量和配置等多重维度深度开发长寿红利。

财政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以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为视角，研究其作为常态化机制后，可能会遇到的制度困境和执行困境。具体包括法律地位缺失、政府利益冲突、官员能力和廉洁度的考验、缺乏支出框架目录及绩效管理体系等。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作为创新性财政工具的效能，需要加强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的顶层设计，改变其法律政策定位和管理体系并突出使用重点，加强审计问责，健全绩效管理体系及反馈机制等。

为了研究中国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的变化历程，基于人口普查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状况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人口红利随即产生，直至2050年左右消失，持续约60年的时间。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是人口红利收获的重要标识，合理的就业政策是同步实现人口红利获得与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关键因素。人口红利无法脱离人口机会窗口而存在，单纯利用就业政策无法持续延长人口红利收获周期。人口红利消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持续转变，未来人口结构变动应着力于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以期在人口红利和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持续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可避免，一方面要探寻保持适度生育水平之策，推动实现稳定人口；另一方面也要寻找经济发展之方，开发劳动年龄人口群体中各年龄阶段的就业潜力，持续发掘人口之外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