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中国本土实践，把握数字乡村建设进展和规律，是优化路径和实施方案的前提。基于两轮全国层面的村户抽样调研，通过典型指标的现状分析以及动态比较，发现现阶段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呈现出网络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数字赋能农业潜力正在显现、多元数字化场景不断契合乡村治理需求、数字化应用与农民生活结合日益紧密等演进特征。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规律可总结为从弥合数字鸿沟到走向数字普惠、多场景下的全面数字赋能、不同区域和层级上呈现分类分化。基于对当前数字乡村建设难点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要以普惠性为本质要求，分类梯次有序推进，加快体制机制创新，重点围绕考核标准、产业配套、主体协同、试点示范、数字产品、人才队伍等方面精准施策，不断优化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乡村建设路径。
数字技术主导的社会变革使本无逻辑相关性的新兴时代命题“数治”与传统政治追求“法治”聚合于同一场域，由于两者的价值意蕴与目的追求并不一致，所以会在数字社会实践中产生矛盾，具体表现为破窗挑战和完善立法的事实冲突、代码规制和依法行政的规范相持、赋权予能和权力制约的价值分野。为纾解社会变革中数字治理及其法治实现路径的底层矛盾，在理顺数治与法治关系，明确政府治理双重逻辑的前提下，一方面需推进数字治理的法治化，以法治的价值理性规范数字社会问题的回应；另一方面应加强法治的数字化韧性，以法治和数治的协同衍进保障依法治理在数字社会中得以实现。
大型科技平台涉足金融领域的“赢家通吃”与“大而不倒”风险引发资本无序扩张的反垄断规制动议。由外而内的平台生态金融赋能、由近及远的平台经济“风险投资”特质以及由上至下的金融市场普惠红利释放均为大型科技平台的“垄断式创新”提供孵化场域。金融市场流量与数据的竞争乱象、平台资本无序扩张的系统风险以及金融普惠外衣下的垄断利润更加丰富平台反垄断规制的金融向度。然而，反垄断规制的有效开展仍需在竞争政策与金融市场化趋势融合中明确功能定位，在平台资本扩张行为与公共权力演化之间建立责任关联，在监管竞争与合作治理中完善权力配置。立足大型科技平台涉足金融领域的市场竞争秩序完善，反垄断规制应当夯实创新发展的常态化嵌入目标，补足以风险预警、合规指引为代表的预防性实施工具，更新金融控股公司与数据要素的市场竞争规则，并在公共性导向下推动金融数据共享与共治机制搭建。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党的历史使命完成途径和基本内涵的深入阐释，是对全球现代化远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瞻远瞩。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积累、理论探索的成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必然选择，其内核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发展态势看，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在实践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而且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现展示了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开创、坚持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概念，从思想的整体性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有助于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实践中，更加坚定、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坚持中国道路是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提供了实践遵循。党的二十大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新时代新征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
新发展格局下的内需扩大、消费升级为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带来了市场新契机,也让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成为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该如何顺承这一目标的实现去建立长效衔接机制,是现实迫切性和理论前沿性兼具的重要课题,其前沿性尤其体现在对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理念内涵的延展上。在厘定小农户范畴、选取生鲜电商为关键衔接介质的前提下,通过探析域外实践经验并考察国内研究进展发现,引入“耦合协调”概念恰可突破既往学理思维中的供需割裂局限性,契合更高质量发展目标,优化未来研究理论框架。文章提出了生鲜电商为衔接介质的供需耦合协调理论框架,并依此进行了研究展望。
跨区域农产品产业链协作，能将东部地区市场、资本与中西部地区相对后发展县域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相对低收入的农户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农产品产业链协作，促进产业链纵向、横向延伸，并将产业链主体尽可能留在中西部县域，对助力这些县域构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实现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种跨区域农产品产业链协作面临各层级政府间协调性不足、政府与市场双失灵风险，存在产业链最后一公里障碍、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等困难和阻力。通过完善跨区域农产品产业链协作顶层制度设计、调适政府与市场主体合作关系、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信息服务平台、加强中西部县域商贸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链各环节主体间利益关系，可以有效克服跨区域产业链协作障碍，让农产品产业链更好地服务带动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
基于贸易成本的视角，考察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国内区域经济循环和国内产业体系循环，利用省际贸易数据对国内、国际双市场的贸易成本进行测算，并按照地区、行业划分讨论地方分割及保护程度，全面评估参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贸易成本及国内外市场选择倾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内贸易成本整体呈明显下降趋势，内循环初见规模；国际贸易成本整体呈上升趋势、不确定性增加，两者差距逐渐缩小。五大区域内部发展异质性明显，长三角地区及广州表现出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双振”的特点，在全国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京津冀地区区域间循环更为畅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圈区域间贸易融合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八大行业内贸成本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内循环基础良好，医疗行业贸易成本最高。
<正>根据本刊办刊方针和学术定位，现发布2023年选题指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选题内容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基础理论创新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并重，选文用文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或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具体选题如下：
新发展阶段平台互联互通的理论基点与实践进路，应突破当前普遍认知所聚焦的以“B2B”为主的平台企业的互联互通，向以“B2B”“B2C”“B2G”“G2G”多元主体一体化综合作用下的全方位、立体型、多场景的系统性互联互通迈进，促进“数实融合”，使平台互联互通不仅局限在企业之间，推动政府等在内的机构组织所掌握的大量数据要素在商业发展、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在多元价值权衡上，考虑到平台互联互通涉及平台、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应依据平台互联互通的发生领域与具体场景，衡量好不同价值的位阶排序，做好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在监管进路设计上，考虑到平台经济的高度复杂动态性、多行多市跨界运营等特点，现行以事中事后为主的分行分业监管体系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为此，建议在明确平台互联互通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基础上，分阶段、分重点、分场景地以多要素融合治理为抓手，综合运用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全周期、多维度、多工具、多层次治理体系，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平台互联互通，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