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马强
《郙阁颂》在东汉灵帝建宁五年问世后,早期一直默默无闻,宋代以前无人识读题录,真正进入主流文化视域是在宋代。宋代对《郙阁颂》这一东汉隶书名碑经历了初识、题录、著录、辨析这一逐渐深化的认知过程,是《郙阁颂》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阶段。欧阳修《集古录》开启收录、识读《郙阁颂》之先河,赵明诚在《金石录》中予以初步辨析,南宋洪适《隶释》、娄机《汉隶字源》给予史源学、舆地学、文字学上的进一步解读与认同,使得《郙阁颂》从遗落于险江古道无人识到逐渐走上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走上学界耆儒名士的金石著作,声名渐次远播,影响日益扩大,终于奠定了《郙阁颂》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这与宋代崇尚博雅洽闻、珍重汉魏名碑、特别是崇尚汉隶的时代风气密切相关,也与兴元府(汉中)地区在两宋时期特殊的政治、军事区位优势不无关系。
周郢
田克仁是《郙阁颂》传承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南宋绍定三年(1230),克仁将汉《郙阁颂》重刻于略阳灵岩寺石壁,为世所重。但其生平于史传无征。今考其名在史传中被误书为"田克悉"。田克仁祖籍临沂,后徙扬州。嘉定元年(1208)进士。历官松溪县主簿,中博学宏辞科,任监车辂院,多次参与了宋廷贡举。崔与之镇蜀,克仁应征入幕。后知沔州,勤政爱民、治郡有方。
孙启祥
跻身2017年世界灌溉工程的汉中山河堰,创修于西汉初,有史料线索可循,也与汉初的社会背景吻合;而非鲁西奇等学者在《汉中三堰》中提出的创修于五代后蜀时期。山河堰之所以不见于两晋南北朝时地理著述,或由于史籍的疏漏,或因为这一时期堰体受到破坏,处于毁弃状态。山河堰得名于褒水又名山河水,而非由"萧何堰"讹转。山河堰有与之相联系的"山河三堰""山河六堰"等名称,"三堰"系拦截褒水次第修筑的三道堰堤,"六堰"是山河三堰与早期几座分水堰的合称。后期的山河堰主要指第二堰(柳边堰)。
温虎林
甘肃陇南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与姜维"九伐中原"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祁山古道与阴平古道贯通全境,栈道桥梁与战场城堡遗迹众多,三国文化符号品牌价值巨大,极具发展文旅产业开发空间。为了顺应大力发展文旅产业的时代需求,陇南要积极依托丰厚的三国历史文化资源,加强陕甘川毗邻地区三国文化资源廊道建设,提升乡村振兴文化内涵,促进陇南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徐向阳, 王芳
生态美学是将生态学与美学结合起来的一门新型学科,当传统美学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小我"为研究旨归时,西方深层生态学开创者奈斯提出"生态大我"的主张,作为一种根植于自然的反省的美学,将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美学问题引向一种新的境界。以生态美学视角来检视人类文明的成果,人们有意或无意地会触碰到人类如何重新与自然、与人、与自身相处的问题。生态主题的文学作品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对认识和架构生态意识与精神将具有积极启示作用。
王佩琳, 南健翀
20世纪70至80年代,一场以反对"堕胎权"和《平等权利修正案》为主要任务的反女权运动席卷美国,造成了第二次妇女运动的失败,同时这些反女权运动者还成为了美国右翼势力回归政治舞台的主力军之一。不满于这股掺杂着政治与神学鬼魅的保守主义之风,托妮·莫里森在《宠儿》中进行了大量有关该运动的隐喻书写,含蓄地表达了她对美国妇女运动的思考与希冀。具体说来,为了挑战这场运动中隐藏在神学背后的男性中心主义逻辑,莫里森反讽式地将小说与"所罗门王智断亲子案""三位一体"等圣经母题产生戏仿,通过对"塞丝弑婴"的翻案解构了各种保守主义话语,并以塞丝、宠儿和丹芙构建的"女性三位一体"向美国女性传达出了消除隔阂、互助自救的启示。
王吉平
在持续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城乡统筹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另一方面乡村发展也出现了人口空心化日趋明显、产业发展相对困难、生产生活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乡村发展出现的问题和困境是由于城市优先观念、城市偏向政策、比较优势差异下的市场效应等多重原因造成的。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根本路径,其基本要求是树立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实施以城带乡政策、建立和完善要素双向流动机制。
卿定文, 王玉婷
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从依托力量、实施机制、耦合程度、风险防控和扶贫成效方面,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模式进行总结分析,提出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对策:一是强化乡村振兴的政府和社会支持力量,二是建立和完善乡村振兴开发与保障机制,三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打好乡村振兴"组合拳",四是强化生态保护,防范乡村振兴潜在风险。
胡瀚
《樊山政书》所收公牍集中反映了樊增祥任职陕西、江苏二省时处理各类案件的基本情形。通过对《樊山政书》的爬梳,可以发现樊增祥在其中运用了事实推定、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可辩驳推理等法律方法。樊增祥在《樊山政书》中提出的"鉴空衡平""述情先于丽法""不必尽拘死法成例,应深知律意"等司法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法律方法的运用。由于受制于传统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以及近代逻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准备不足,樊增祥无法将自己的司法理念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最终未能建构也不可能建构起系统的法律方法理论。这不是樊增祥个人的历史局限,而是中国传统司法和律学自身难以突破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