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李勇
“帝国主义”一词20世纪初在汉文报刊陆续出现，后来的近50年里逐渐成为国人烂熟的名词，成为中国与域外文化交往和交流的一个结合点，也成为社会舆论的风向和学术实践的焦点。研究其民国时期的在华传播及其影响，对于认识民国时期社会话语的转换、民国史学体系的拓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一时期，国人从最初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到朦胧意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危害，再到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和口号，并为此而宣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反映出“帝国主义”代表了社会话语转换的风向。同时，民国时期的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因此得到拓展，帝国主义研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研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反映出中国学者对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质性努力。
邓真
李约瑟早年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后学术方向转变为科技史，编撰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1943年，他受英国政府公派援华首次来到中国，依托中英科学合作馆前往各地访问参观，体验中国人生活，考察中国科学技术现状，搜集中国科技史材料，与中国学者进行深入交流探讨，结识重要合作者黄兴宗、王铃等。李约瑟首次中国之行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学术事业。
闫艳
20世纪20年代在域外史学理论范式大量输入情境之下，梁启超所发凡起例的以史家、史官、史著等为研究主体对象的史学史研究范式，解决了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等重大理论问题，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史撰写的形与神，甚至直接塑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史学史论著的书写概貌。而在这些论著的撰写过程中，著者除直接效仿服膺的梁启超史学史研究范式外，又同时将梁启超拣择出来，写入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这正映射出近代学人对梁启超与中国史学史学科学术关联的多重理解，是有强烈的学术诉求。即在彼时史学家眼中，梁启超既是拥有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者”与“被书写者”双重身份的学科奠基者，更是一名已经具有优秀传统理论素养和与近代域外史学相抗衡的自觉意识的近代史家，肩负起了赓续传统史学使命、构建史学史体系的历史重任。
李云
近代天津虽是一座通商口岸城市，但缠足习俗却与全国多地一样，致使女性承受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在近代天津女子从缠足到天足的曲折历程中，刘孟扬等人通过《大公报》《北洋官话报》《天津白话报》等报刊，以白话、征文、诗歌、小说等形式劝禁缠足、提倡放足和宣传天足，有力推动了社会文化转型。同时，这些对社会的密切关注与积极参与，也使得近代天津报刊文学相较于传统文学具有了新题材、新思想，促进了近代诗文小说等各体文学的发展。
范水平, 张雨琴
李健吾曾留学法国，一生以法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为职业、以福楼拜研究为志业，其留法活动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阅读经验给他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活动带来了深刻影响。在李健吾的戏剧创作中，常从病理学视角塑造人物、从生物学视角书写“人”的生理欲望；在其文学批评中，常从病理学、生物学、遗传学、文学社会学等视角阐述其理论主张。这令其文学活动整体呈现出浓厚的科学色彩，体现出对文学现代性的自觉追求。
周俊超, 孙雨晴, 杨树坤
融合发展，是当今中国红色文旅发展的一大主题。京津冀红色文旅在区域、主题、资源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进一步的全面融合发展势在必行。“全融合”视域下京津冀红色文旅的发展路径，就是分别实现红色文旅的区域“全融合”、主题“全融合”、资源“全融合”。具体而言，在区域融合上，不能仅限于各自市域省域内的“小融合”，还要谋求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融合”；在主题融合上，可与其他各主题的旅游线路相融合，从红色文旅到“多彩”文旅，从而构建起“大红色文旅”模式；在资源融合上，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融合可用于红色文旅发展的各种资源，尤其是高校教育科研资源，在智库建设和产教融合基础上，努力实现“产教研”大融合。这种“全融合”的发展路径，不仅可以繁荣红色文旅，而且可以有力地带动京津冀教育、科研等红色文旅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
刘娟, 张春贵
京南永定河流域红色文化生成于永定河下游洪泛区，独特地域文化与近代历史际遇的交汇造就了其特性。其发展轨迹，奠基于晚清民初，形成于大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展、成熟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在不同发展阶段，京南永定河流域红色文化体现了不同的精神指向，包括五四精神、建党精神和抗战精神等。目前京南永定河流域红色文化的发掘与运用还存在诸多短板。要想将京南永定河流域红色文化打造成具有鲜明特色与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廊坊市须在京津冀一体化框架下加强与京津两地的合作与交流，通过政策引导、学术研究、普及教育与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的努力与探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孙丽娜, 代龙茵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能够提振精神、鼓舞斗志，是我国对外彰显文化自信自强的底气。河北红色文化起源于河北大地，经过长期的积淀和发展，其文化形式多样、特征独特，而且深刻的历史内涵对社会和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河北红色文化发展成就显著，但管理体制不健全，导致红色文化挖掘与开发不够深入；传统思维固化，导致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缺乏整合性；区域协同合力尚未形成，导致红色文化开发缺乏战略协作。鉴于此，应在京津冀协同视角下完善管理体制，提高红色文化保护和开发的能力；拓宽创新渠道，革新红色文化开发理念；加强行业性和区域性合作，健全协同发展战略机制，从而使河北红色文化得到更好的开发与利用。
李忠, 王文雅
当前，“内卷”“躺平”等叙事话语体系在网络中引发热议，折射出青年群体存在劳动认知薄弱、劳动精神式微、劳动斗志消弭、劳动实践懈怠的时代症候。在现代化进程中，产业变革弱化劳动“存在论”、思潮泛滥消解劳动“价值论”、数字异化重构劳动“自由论”，降低了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劳动崇高价值的认同效度，从而对青年劳动观造成了畸形化、深层次的消极影响。要廓清“内卷”“躺平”符号表征下的青年劳动观的异化本质，有必要从多重维度加强青年劳动观的培育：一是维护劳动公平，关切劳动观培育的现实性；二是厚植劳动价值，彰显劳动观培育的时代性；三是助推劳动解放，提升劳动观培育的实效性。
张建, 高芹
“内卷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领域的一种新兴表现形式，深刻映射了社会转型期间所经历的阶段性挑战与不适，它是对当前社会中部分青年群体在高度竞争环境下生存状态的直观反映，揭示了过度竞争背后所隐藏的生存压力与困境。青年“内卷”现象的发酵与时代特质、数字媒介、青年主体等因素密切相关。长期“内卷”给青年带来危害身心健康、消解社会认可、弱化政治认同的潜在风险。基于此，要从组织协同、智能媒介、青年主体等多个角度共同发力，引导青年群体培育健康心态，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