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孟建
当下,媒介化社会已经真正来临。电视媒体在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冲击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下,遭遇了观众分流和公信力下降的现实危机。在新的媒介环境下,电视媒体选择了主动改变自身并积极与新兴媒体展开合作。在此过程中,我国电视新闻在融合和合作中发生了历史性转向,它不仅重新确立了直播日常化的基本理念,还将文本引入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时空,并表现出"即兴叙述的现场直播、超文本链接的传播平台、受众改变的主体创造"等新的特征。
刘涛
马克·波斯特是美国当今著名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波斯特就专注于研究新型电子媒介与批判理论的问题。他认为,新型电子媒介技术带来资本主义在20世纪晚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致使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滞后抑或失效,已经变动的社会现实和新的矛盾与问题需要一套新的批判理论加以阐释和观照。让很多人认识、了解波斯特的是他提出的新理论术语——信息方式。信息方式是波斯特整个思想的核心概念,在多本著作中都有反复阐述。
牛昆
1000多年来,敦煌壁画的艺术形态从"描绘画"到"再现画""、还原画"、"构建画",再到"数字重建画",经历了5种深刻变化。而在这一过程中,承载石窟壁画艺术的主流媒介也相应经历了由石壁到纸张、胶片、电影电视再到数字多媒体5种变革。无疑,主流媒介决定着壁画艺术的生存形态,并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互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仪
中国古典诗学的齐梁新变与萧氏文学集团的雅俗观念及尚和思想密不可分。萧氏帝王文学集团从声调、节奏和韵味三方面入手,以引谣入诗的方式来实现民间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创新,引发了齐梁时代诗文创作从形式到内容雅中见俗、俗情雅化的诗风转向。萧氏文学集团和齐梁时代无处不在的尚和思想则表明齐梁文学集团实际上是带领齐梁时代的诗人以诗文的形式寻求并解答了人应该如何生存的哲学命题。相对于东晋玄言诗人归隐遁世的生存方式而言,齐梁诗人选择了积极融入的生存方式,而萧氏文学集团则使这种"融入"由"文学融入"上升到"审美融入"的新境界。
徐润拓
陈晓明提出的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应有"中国立场"的说法细究起来是可疑的,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独特性,不能抹煞了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的世界视角和文学尺度。历史合理性并不等于文学合理性。当代汉语写作有其独特性,但不能因此而拒绝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所已确立和达到的水准与高度,过分强调其不可比性和不可通约性实际上是一种心虚和逃避。"中国立场"的提法会将单纯的文学评价问题复杂化,带上不必要的政治及民族的情感色彩,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多些"文学立场",而少些混杂不清的"中国立场",显然将有益而无害。
闫寒英
中国本土职场小说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迅速崛起与扩张的类型小说,它的兴盛有特定的文化背景:从写作来看,是中国新兴白领阶层在为本阶层的文化代言及寻求身份认同;从读者阅读来看,是金融风暴酿就的职场危机的刺激与应急反映;从传播与销售来看,是消费主义与网络信息技术蝉联的结果。
郭本荣, 王珂
诗人艾略特在其惊世骇俗的诗作中,一反前人的种种成规,别出心裁地运用现代诗歌技巧,创造出"荒原"的诗歌世界,从而改变了20世纪英美诗歌发展的方向。批评家艾略特依托"传统"、"非个性化"等话语,追求诗歌批评与社会批评的"秩序",开创了20世纪英美批评的先河。诗歌创作与批评之间的龃龉构成艾略特一生的主轴,也体现了他的诗歌观念与政治观念的冲突。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艾略特展现了一位现代主义先锋诗人与现代性语境里的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抉择。
李春霞, 谢冠
犹太作家阿佩菲尔德用凄婉的笔调,在《奇迹年代》中借一个年仅12岁男孩的视角,描写了二战爆发前夕一个奥地利犹太家庭的不安、骚动和没落。透过对这个家庭在特殊历史境遇下横遭灾祸的描写,作品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犹太人在欧洲曾经遭受的恐惧。同时,作者还冷峻地告诉读者:那段历史犹如恶灵并未随时间的消逝而消逝,欧洲依旧是犹太人熟悉的异乡,而其回归之路也非一条康庄大道。
李颜伟, 刘聪
从结构主义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探究美国作家霍桑小说《红字》叙事结构的双重性及其成因发现,这部小说在表层结构上是一个关于罪与罚的故事,而在深层结构上则是对美国传统主流道德观念合理性的质疑。根据弗洛伊德的"作家情感投射"说,这种双重结构乃是霍桑本人矛盾心理在其创作中的反映。
王小平
《唐山大地震》是一部亲情被地震灾难的暴力撕裂又在地震中弥合的悲剧,其潜文本是对儒家伦理合法性的叩问。冯小刚在主流意识形态、灾难叙事、影像奇观中寻找到了平衡点,扬长避短,弱化灾难场景的时长和震惊、恐惧的镜头,影像表达聚焦在伦理化、情感化的故事上,博得了亿万观众的认同,实现了他在悲剧电影探索道路上的跨越。《唐山大地震》的成功不属于美学形式上的成功,而是建立在对儒家伦理文化秘密勘破的基础上的成功,整个影片始终回荡着基于血缘家庭的亲情和冲突。正是这一亲情破裂又重新愈合的叙事构架完成了自然灾难的悲剧和文化观念导致的悲剧的无间的融合和互动,也契合了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经验、文化期待、情感期待、审美期待,从而获得了"爆炸性"的反响和触及灵魂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