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童庆炳与当代中国文化诗学研究
陶水平
文化诗学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文论界兴起并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一种文论模式和批评方法,近年来,文化诗学研究在国内外文论界日渐形成学术高潮。文化诗学作为我国当代文论的一种理论创新形态,是对我国新时期以来的审美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显示出学术开拓性、前沿性和综合性,越来越受到我国当代文论和批评界的关注。

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陶水平
文化诗学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文论界兴起并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一种文论模式和批评方法,近年来,文化诗学研究在国内外文论界日渐形成学术高潮。文化诗学作为我国当代文论的一种理论创新形态,是对我国新时期以来的审美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显示出学术开拓性、前沿性和综合性,越来越受到我国当代文论和批评界的关注。
贺根民
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糅合当下的社会现实,赋予文学批评范畴鲜明的时代印痕。读者的情感机制与小说文本系统相互交织,积攒起小说领域"境界说"新特的批评范式和文学风貌,"现境界"和"他境界"的划分,包孕着小说批评中虚和实、真和幻等范畴的清晰构架,体现了中国近代文论开放和兼容的文学特征。梁启超等人的理论建树,折射出中国古代小说批评近代嬗变的审美趋向。
何志钧
要理解《原道》中"道"的含义,应该在细读文本的同时结合刘勰所接受的文化影响、身世遭际与人生追求、六朝文化的融合性特征与文化失范的态势等作综合性的求解。把"道"说成是自然之道或儒家之道、佛家之道等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尚未触及刘勰论道用心的根本。刘勰意在给他所处的时代建立一套文化规范,重建一种文化秩序,意在证明"自然之道"、天命神道、儒家政治教化之道原本是一回事。天道、神道、人道,都不过是总摄万有的道的具体化或多种形式的变体,它们都是宇宙秩序的体现。在《原道》中,"道"被视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普适性规范、范式、秩序。
范美霞
《知音》是《文心雕龙》中集中讨论文学批评问题的篇章,刘勰在该文中着重强调文学批评要理解和尊重作者的思想情感,但他同时又建构了一套比较体系化的客观批评框架,即"六观",这二者并不和谐。因此在《知音》中实际上包含了两套充满矛盾的文学批评理论范式,其一是以读者和作品为中心的批评论,其二是以作者为中心的理解论。刘勰期望兼顾二者,一方面建立一套客观化、逻辑化的文学批评规范,另一方面又能在文学批评方面切中时弊。
任真
"兴"作为中国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并且独特的方法,不仅仅是物象、事件之间的类比,或是单纯的修辞手法,而且是中国传统诗歌中的道德思维的产物,它与西方以主体为基点、以自由意志为方向的进路不同,要求诗人较高的道德修养水平,通过观看外在的景物、同时去除掉主观性而引发心灵的同构之情。由此,"兴"不限于感性的类比和比附的主观创作方法,而是在其内容上具有了普遍客观性。在此基础上,大量使用"兴"法的中国的诗歌才不仅是对自然物象与个人心情的描绘,而具有了广阔而深刻的宇宙内涵与现实人生的价值意义。
冯昊, 史育婷
创刊于1943年的《紫罗兰》,是沦陷时期以通俗文学为主的著名刊物。主编周瘦鹃以其深沉的民族情怀,回避沦陷当局的政治干扰,在继承"鸳派"传统中力求编辑出新意,使刊物形成了"通俗"中兼顾"品格","趣味"中蕴含"意义"的特色。在沦陷的语境中,《紫罗兰》以其深层隐晦的民族意识表述赢得了自己清白的声誉。
成海霞
强大的父权和父系原则,构成了中国家庭形态、家族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家庭对于男性往往寄予厚望,作为整个家庭的话语者,男性在享有家族权利的同时,还应该负载起家族的使命,但是与这种传统要求背道而驰的是:明清长篇家庭小说的男性大都是以"败家子"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代表的父性神话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詹秀华
作为一个由国外引入的新兴格式,"X门"进入汉语之后产生了"泛化",在此过程中,其意义和用法发生了三个阶段的变迁,导致使用范围不断扩散。由于其来源的特殊以及受格式认知原型的影响,"X门"有着特殊的表达效应并因之在新闻及网络中大行其道。但此格式在使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语义叠架现象、命名和表意上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以及使用上的滥俗。它们的出现对"X门"格式的使用前景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X门"最终能否从一个形成中的类词缀转变为得到正式认可的汉语语缀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杨继光
汉译中古佛经中出现了许多新词、新义,可以纠正《汉语大词典》某些词条或义项书证过于滞后的缺点。仅就阿含部四部核心经典而言,其中新词、新义的语例比《汉语大词典》的书证时代提前1000年以上的就有16个之多。
邹兆辰
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对苏联史学的学习、借鉴、批判、反思的过程曲折前进的。从1949年以来,苏联史学在中国的命运经历了三个时期: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前,是全面学习苏联史学的时期,中国史家大量介绍和全面引进了苏联史学的成果;1956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是苏联史学在中国逐渐被冷落、被摒弃、被批判的时期,两国史学的交流进入低潮;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进入了对苏联史学的反思时期,中国史家开始重新认识苏联史学,史学之间的交流逐步进入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