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李益荪
我们远未进入所谓的“消费时代”、“消费社会”,而是进入了一个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文化经济阶段。在当前,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纯粹的“文化”,纯粹的“消费”。经济、生产仍然是第一性的。现在已成为全社会“关键词”的“消费文化”本质上仍是一种经济现象,是文化产业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消费形式。在全球化“消费文化”背后实际上潜藏着一个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双重意义上的殖民化陷阱,这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李红春
对于“真实”作为消费元素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凸现,理论界的态度显得过于悲观和偏激。尽管在后现代语境中,“真实”被视为一个相当危险的符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毫无意义。如果摆脱对西方批判理论的过度依赖,从现代化进程以及我国的特殊语境来审视,就会发现“真实”在当代消费文化中的浮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尤其是当“真实”指向生活原态这一维度时,更加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和美学价值。
李波
波德里亚等人的消费理论因其产生语境与阐释语境与中国语境存在差异,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文化消费现实。在我国的文化消费及发展战略中,实现民众的平等而不是差异是一个主导策略。如果说平等是我国推进文化消费带动社会趋向和谐的核心理念,那么利润最大化则是激发中国的文化艺术生产单位走入日常生活,贴近民众的首选策略。在社会主义语境中多侧面、多层次的文化消费带动了文化生产,影响了文化产品的功能,使文化生产——消费系统不断调整内在结构,使消费对象、消费品身份、评判模式以及服务理念都发生着新的逆转。
郭庆财
叶适论诗,主张“德艺兼成”,他将《诗经》作为“诗德”的典范,而以唐诗为“诗艺”的楷模。叶适所尊崇的《诗经》的“中和”风度和藉物寓意手法,可以作为诗歌的两个审美标准,而四灵以晚唐为法,这两方面的美学追求契合了叶适的诗学理想。但随着叶适晚年经世致用思想的成熟,他又倾向于将诗“德”作为比诗“艺”更高的诗学要求,故而对一味精求诗艺的四灵亦有所不满。
刘元东
特殊的人生际遇使苏轼具有特殊的生命意识,他一生虽历经苦难,但仍不乏对生命的思考和探索。他不仅把人生当作一个历程,而且还把这个历程看作是上升的螺旋。苏轼的生命意识,从根本上说,是北宋形势在人们心灵中的折射,是士大夫对外部领域的苦心探求而又回归内心的一种升华。
刘卫莉, 周建辉
谢灵运与谢眺同为东晋谢氏大族的后裔,都是南朝著名的山水诗人,然而由于他们成长道路、性格心理、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诗风也不尽相同,大谢山水诗尚巧繁富,绮丽清新,小谢山水诗和谐含蓄,清新流丽。
刘卫莉, 周建辉
谢灵运与谢緿同为东晋谢氏大族的后裔,都是南朝著名的山水诗人,然而由于他们成长道路、性格心理、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诗风也不尽相同,大谢山水诗尚巧繁富,绮丽清新,小谢山水诗和谐含蓄,清新流丽.
黄志军
钱氏小说创作通过现世关怀和平民叙事对生活予以“真实”呈现,这一写作是对人类生活的本真样态和存在世界的“围城”本质的揭示,以及还原生活本真的反神话叙述。同时也昭示人们关注平民质朴的凡俗人生,回到脚踏实地的现实生活,认识到无法弃置的生存境遇从而发现自我的存在。
崔洁
在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1719)中,主人公鲁滨逊在英国资产阶级大规模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下,与传统群体关系日益疏离。其中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殖民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滨逊对“家”的理解。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家”在鲁滨逊看来显得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他与他的“荒岛之家”又表现出了特殊的亲密。鲁滨逊所谓的“家”并不是以感情纽带定义的,而是以他是否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控制一切的操纵者而定义的。
郝荣斋
《围城》的成功,得益于钱锺书对言语的反复修改。从初刊本到初版本再到定本,其言语逐步优化,而这又是与作者“削繁求简”、“避复去板”、“以俗为雅”、“状物如睹”、“义切音和”等观点相契合的。当然,改笔之中也不免有“疵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