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自信战略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双重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术语英译成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传播民族文化内核的关键载体。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支撑，针对安徽代表性非遗术语，提出“音译+注释”“文化补偿性意译”“功能等效重构”三种翻译策略，为安徽非遗术语英译的中国话语表达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本文以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为理论基石，聚焦约瑟夫·康拉德的航海小说《“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从“时间交织”与“空间并置”的叙事特质切入，自然、社会、个体三维时空分析模型得以构建。康拉德巧妙运用线性航海时间与循环自然时间的交织、开放海洋空间与封闭船舱空间的并置，构建起充满象征意蕴的时空叙事框架。这一框架不仅多维呈现了人类在自然伟力与社会结构双重困境中的生存图景，更深度剖解了人性在极端时空条件下的复杂改变轨迹。

白居易的诗词创作中存在着大量与女性相关的题材，其笔下女性蕴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既有身处逆境仍能直面苦难的生命韧性、怀抱真心追求爱情幸福的赤诚勇敢，还有面对屈辱绝不逆来顺受的反抗。通过白居易的诗作，分析白居易笔下女性人物的生命意识，是对女性生存和命运的关注，也是对女性价值的认可与肯定。

微短剧作为现代社会加速主义文化的一种典型形态，深刻映射了当代社会的时间加速逻辑及其潜在效应。本文基于哈特穆特·罗萨的加速社会批判理论，将微短剧作为一种加速性的文化现象进行现象分析和理论批判。在加速社会批判理论视角下，研究发现：微短剧一方面显著表征了现代社会的高度速度性及其对文化形态的塑造；另一方面，微短剧的内在机制也潜在地加剧了现代人的生存异化和主体困境。在运用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同时，也尝试揭示该理论应用于文化现象时可能存在的解释边界与张力。

明代建阳与苏州作为闽吴坊刻中心，呈现出差异化市场传播路径与文化特征。建阳主要以市民阶层为主体，依托通俗题材（如历史演义、神魔小说）、“上图下文”版式及低价策略普及文化知识；苏州聚焦中高层文人，通过文人评点、精校精刻提升书籍雅化程度。作者群方面，建阳书坊主（如余象斗）与下层文人主导面向市场的通俗化创作；苏州则以冯梦龙等精英文人致力于文学的经典化传承。刻工技艺上，建阳以余氏、刘氏等家族传承实现效率与插图叙事结合；苏州吸纳徽州黄氏等外地刻工强化工艺精良。基于此，本文以市场调控机制为理论视角，引入市场细分、消费者偏好等经济学概念，通过对比明代建阳与苏州两地读者阶层结构、创作主体以及坊刻本的工艺差异，旨在分析不同经济发展区域内文化商品的生产逻辑，阐释不同层级经济区域背景下文化消费品的生产机制。

费希特所构建的知识学体系为建构主客观统一的哲学体系提供了参照。本文通过探讨费希特知识学体系中所包含的理论来源、基本原理、主要内容以及内在逻辑，揭示其对主体困境的回应、对认知论与技术伦理的启发以及对共同体与伦理共识的建构。在当代社会中，费希特知识学对理解人类认识活动、道德实践过程和伦理构建工作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聚焦敦煌遗书P.2248《贰师泉赋》，考释了赋中李广利、李陵、耿恭等典故。李广利“刺山出泉”传说虽不见于《史记》《汉书》，但东汉耿恭叙事已引其典，隋唐敦煌文献更将其神化并锚定于悬泉，《凉州异物志》明确载有“贰师泉”之名，驳斥了“中唐更名说”；赋中“跋李陵之战所”存在地理错位，实为借李陵“孤军绝域”意象隐喻边塞艰险。而晚唐诗人对李陵评价的转变，反映了张球创作的本质：以汉喻唐，借贰师泉叙事寄寓重振唐风的理想。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明清时期产生了士绅这一特权阶层。作为中央与地方沟通的桥梁，士绅对于中央和地方事务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士绅的影响大到可以影响社会运行的秩序，小到影响某一具体事件的结果。本文从司法干预这一角度出发，剖析明清士绅对司法实践的影响，进而揭示士绅阶层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具体角色与作用。

清代婺源人齐彦槐，集循吏、诗人、科学家、书画家于一身，生前殁后皆享大名。目前学界多推崇齐彦槐的科学史地位，其交游尚有宽阔的研究空间。本文以齐彦槐与多位前辈师长的交游活动为研究对象，依托诗文集、书信、同时代人的诗文及地方文献，进行细致的系年考证与脉络梳理。齐彦槐与前辈师长的交游，是其发展多重身份的核心途径，这一微观个案为理解清代士人如何通过交往活动将学术、情感与功利诉求融为一体提供了新视角。

辽代黄龙府最早设立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平定渤海国以后，最初为了彰显辽太祖的功绩，将渤海扶余府改名为黄龙府。随着五京制度确立，黄龙府地位下降。辽景宗七年（975年）燕颇发动叛乱，黄龙府在叛乱被平定以后被废。为了加强对“东北诸国”的控制，辽圣宗复置黄龙府。黄龙府在被金朝攻占以后，也经历过一系列变迁。金代最初在辽黄龙府的基础上设立黄龙府路属于世袭制的万户府。之后因为金太祖渡混同江时“不假舟楫”的传说改名济州路。随着金朝中央集权的加强，济州路由万户路改为节度使路。金世宗大定时期，为了进行有效地区分，改为隆州。宣宗时期，最终更名为隆安府，一直沿用到金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