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价值观是权衡生育得失的内心尺度，对预测育龄群体的生育计划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关于生育计划的研究尚未关注到不同类别生育价值观对生育计划影响程度的差异及其具体作用路径。因此，以6个省（市）的调查数据为例，对不同类别生育价值观对生育计划的影响进行了测量，并验证了生育支持在此过程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育龄青年生育效用价值观中的个体情感效用对生育计划的正向预测作用最强，育龄青年因间接成本的焦虑而降低生育计划的概率高于显性成本。除了情感效用价值观以外，生育支持在生育价值观各维度和生育计划之间都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上述结论为理解当下育龄青年的生育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生育政策落地过程中培育积极生育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生育文化、推进现代生育文明建设、精准实施生育支持提供了有益启示。

生态保护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应有之义。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流域生态补偿对赌协议是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重要创新，具有特殊合同的法律属性，对于生态保护和政府治理均具有重要意义。生态补偿对赌协议在实践中成效显著，但也存在着法律依据不明确，在行政决策程序、预算法和合同法等层面的规则适用不完善等问题，亟须优化相应的制度设计为其扩大和推广提供法律保障。加快《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的立法进程，为生态补偿对赌协议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成立“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强化政府生态补偿对赌协议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严格适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和效果后评估等核心制度；推进补偿金的全范围、全流程预算监管和人大预算监督；针对生态补偿对赌协议的特殊性，完善相关的合同订立、履行、违约责任及纠纷解决制度。

当前,共同富裕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课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经济发展命题,更是一个社会关系命题。从共同富裕实现主体和实现途径来看,社会团结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石。为此,通过创造良好舆论环境形成社会团结式群体关系氛围,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遵循理性商谈、社会宽容和社会妥协等社会团结式利益让渡规则,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明确的社会行动依据;从集体意识和集体利益两个层面同时着力,构建并维系一个强大的共同富裕共同体,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社会合力。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而且也是老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机遇和挑战两个层面，从人口、经济和文化现代化三个维度，检视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探求化老龄化的现代化挑战为机遇、化老龄化的现代化机遇为现实的可能路径。结果发现，数量日益增多的老龄人口既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一部分，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面向新时代，他们庞大的数量、持续改善的资本禀赋、强大的（非）生产性潜力，有助于形成“长寿红利”、替补渐行消失的“人口红利”。同时，老龄化与少子化、高龄化、失能化的叠加，也会给现代化发展带来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必须精准研判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着力构建“年龄友好、人人共享”的社会，撬动激活老龄人口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价值，推动老龄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伟大建党精神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伟大建党精神促使表达建党初期精神的概念更加全面、准确、科学、精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百年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伟大建党精神分别从科学理论、责任义务、高尚境界、政治品质四个维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对于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提振精神风貌、提升自我革命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流动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前提。结合数据的技术、经济特征和市场属性，对数据流动定义进行重构，即数据流动是数字空间中以数据为载体的知识、创意和价值在参与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多元主体间的流动。数据流、知识流和价值流是数据流动的主要构件。结合生态思维的视角，“数据—知识”转换、“知识—价值”转换、价值传递和数据创生是数据生态中数据循环的主要环节。数据生态的主要矛盾源于数字鸿沟、数字创新能力、数据权属界定与可追溯性等问题。为促进数据流动，在数据生态建设初始阶段应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自适应能力；在发展阶段，建立健全适用“数据互操作”的技术基础和制度体系，提升技术内在规约能力；在成熟阶段，构建“创新发展、安全有序、平等尊重、开放共享”为目标的数据伦理治理体系和数据文化。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可以认为是在技术应用过程中由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开展行动者转译和网络建构所造成的。从行动者转译与网络建构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主要社会伦理风险包括:智能互联下的行动者之“恶”传播风险加剧、行动者社会分工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加剧、行动者转译的技术异化问题更为严峻、“行动者网络”下的数字安全风险增大、行动者“五际”关系维度的数字平权问题凸显。基于此,从合理界定行动者主体的权责关系、加强行动者转译的全过程算法治理、构建人机“共善”的行动者治理共同体等方面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治理,确保科技向善健康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着重要的哲学意蕴：从本质特性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定性，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体现“两个结合”赋予的特殊性，三者是辩证统一的；从主体意蕴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领导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结合、事实主体与价值主体相统一，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相异化的悖论；从实践方法论上看，主要包括坚持实事求是与远见卓识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坚持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相结合、坚持“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相结合等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规律预存与封闭固化的，它将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而不断拓展新的问题域。

政治领导力在党的执政能力中居于首要位置,主要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最高理想提供政治保障、力量支撑,蕴含着理想信念的引领力、科学理论的感染力、政治组织的向心力、关键少数的感召力、治理理念的凝聚力、执政能力的公信力。政治领导力提升的关键在于党勇于和善于通过自我革命锤炼和打造自己,加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从严治党,强化组织保障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脚到突出的治理效能。

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从理论上看，这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和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思考以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强大历史自觉和历史能力。从历史上看，这内含了中国共产党适应和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既表现在认识上，也表现在历史和实践发展的进程中。从实践上看，这回应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一系列实践要求，即要在根本上塑造执政党建设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可持续性良性关系和有序格局的建构，必须基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来思考和探索社会革命的新内涵和社会革命发展的新方式，以及进一步聚焦自我革命来持之以恒地推进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