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利本能驱使下大型科技平台常以打造平台生态系统为由构筑“围墙花园”，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监管双向推动的平台互联互通则成为破除“围墙花园”的对标之策。平台互联互通缘起于封禁行为之治理，在恢复平台市场竞争秩序的目标设定下，努力调和平台私人性与公共性、自主经营与公共责任之间的价值冲突。主要反垄断辖区业已在平台经济反垄断浪潮中形成以技术改良、协同规制、公共责任为特征的互联互通竞争政策进路。我国平台互联互通实践试图依托“守门人”、反垄断合规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来弥补传统竞争法规制局限，实现反垄断法的预防式实施转向。平台互联互通的中国方案仍应立足反垄断与行业管制的协同规制进路，并通过谦抑理念与比例原则有效厘定平台互联互通的竞争边界。

如何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增加其养老储蓄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共同富裕理念的指引和新就业形态下，高质量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目标是积极吸引中低收入群体参保，提高其养老储蓄水平，缩小第一、二支柱面临的两个差距过大的问题，实现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均衡发展。结合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建议在需求端引入准强制的自动加入机制，解决个人养老金的非强制性与参保意愿之间的矛盾；在供给端建立低成本的综合性养老金公共管理平台，解决个人养老金的缴费要求与缴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在制度端通过建立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解决个人养老金精算公平与缩小养老金差距之间的矛盾。总之，解决上述矛盾的根本思路是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个人养老金高质量发展，促进养老保险三个支柱的有机结合、均衡发展，进而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消除隐私危机是加强数字社会建设的迫切要求和重要内容。从技术视角考察隐私，明辨数据隐私化与隐私数据化的内涵，明确对涉及个人安全的数据加强隐私化保护是技术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合理关照；分析数字社会中数字信任危机消解社会群众安全感、数字化记忆引发隐私焦虑、数据流通与数据安全兼容度低等隐私困境。鉴于技术发展兼具制造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双面特性，提出以技术向善为价值导向加强对隐私保护技术的研发，并逐步推动其早日产业化应用与商业化落地；同时，还要不断完善隐私保护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为技术创新赋能。

全面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统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正确认识新阶段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新中国7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坚持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方向,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坚持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根本经验,构成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新阶段需要完善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的集体创造力,以此释放新的发展动能。

很多老年人在跨越数字鸿沟的同时出现数字成瘾，既存治理体系只关注这一边缘群体的数字融入，并没有回应加速老龄人口失能的网瘾老龄化、银发低头族等社会问题。注意力经济模式下数字平台为瓜分银发流量，对有钱有闲的第三年龄阶层实施诱导成瘾的数字操纵。针对北京地区329名老龄被试的调研发现，成瘾表征者的比例不容轻视，且平台操纵行为对被试成瘾程度有显著正影响关系。老年人数字素养薄弱等因素导致依靠个体权利自决、自下而上的权利法方案失效，平台操纵隐蔽易变等因素导致体现法律家父主义、自上而下的管制法方案失灵。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和老年人数字欺诈的治理实践启示，匿名、动态互联网中的新兴数字风险需要依靠体系化的治理。对更具复杂性的老年人数字成瘾，应当建构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轴心，竞争规制、信息规制、算法规制、反身规制多种路径相互支撑的反成瘾治理架构。

信任作为一种在后天社会交往活动中所习得的对他人行为表现的预期,与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中国人的信任结构与西方存在明显的差异。以社会交易理论和文化解释学为方法基础,在关系本位、公私边界模糊以及契约观念的三重视域下,开展本土化研究,提出中国社会信任结构三种形态:情感信任、关系信任及制度信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中国社会信任重建的路径选择。关系信任是中国人建立和发展信任的独特机制,是区别于西方社会信任结构的典型特征,是把握和认识中国社会信任演化与重建的核心要素。当前中国社会信任的重建,首先要建立稳定的社会预期和共享的价值规范,其次要塑造社会共同体感和乐观主义世界观,最后要重视关系信任的重要作用与现代转型。

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党建因而成为理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通过多案例研究发现,党建引领的结构性特征对社区治理绩效产生影响,具体体现在:党组织高度居间的社区治理网络与治理绩效正相关;网络的整合性中心化程度提高社区治理绩效;双向拓展的社区治理网络,绩效更高;同时,领导组织治理形式与次级网络行政组织(NAO)治理形式的结合,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绩效。党建引领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经验包括党领导基层的组织技术创新,以建构自我再生产的社区网络为目标,致力于实现公共治理的价值平衡。

在马克思视野里，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为拐点，标志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演进过程的分析蕴含了其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一般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深刻论述，包括生产力的极大飞跃、生产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推动带来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应用、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以及形成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它起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逻辑进路表现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推进主线，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调整凸显矛盾运动中的阶段性演化，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实现递进式发展，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构成内生运行过程，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多元复合目标，重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世界市场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既秉承了马克思关于现代化演进的理论内涵，又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税收法治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能力不断增强的重要保障。我国税收法治化建设还存在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收立法中贯彻落实不到位、税法实施体制机制不健全、税收服务法治化程度还较低、税收执法法治化程度不高、对纳税人权利的法律保护不力、税收司法监督缺乏力度等问题。推进税收法治化建设应从围绕税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和完善我国税收立法、建构法治化的税收服务体系、在规范化和精准化执法的基础上推进税收执法法治化进程、强化对纳税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健全专业和权威的税收司法监督机制、营造共建和共治的税收法治化建设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入手,不断推进税收法治化建设进程。

青年网络圈层话语具有鲜明的内部共享性，即在语义内容、情感价值、表达形式上的共享，这种共享不仅维系了圈层关系，激发了圈层内部的聚合与层级流动，也形塑了网络多元圈层差异格局。相较于圈层内部的同质共享和直接共享，圈层内外共享则是借助人际互动、线上线下融合实践、多元外力推动、焦点议题促发等中介节点而实现的间接流动分享，这种流动分享一定程度激活了不同圈层之间的关系张力，这种张力的适度变革调适则是推动圈层内外分享互动的关键环节。因而,引导青年网络圈层话语共享的健康发展，就要充分尊重和利用网络圈层话语共享特点和流动规律，不断激活圈层话语创新发展活力，释放圈层多样整合方式的共振效力，强化圈层主体道德自觉和法律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