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农民分化特征是把握大国小农基本国情、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本文构建农民分化的系统分析框架，利用2024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CRRS（2024）分析农民分化特征。在就业分化方面，农民个体劳动力有约36%全职务农、38%非农就业、15%兼业，家庭就业组合模式中纯农户占20%，兼业户接近60%。在农户分化方面，离农户、小农户和规模农户之比约30∶62∶8。在收入分化方面，接近一半的农户家庭属于中低收入以下类别，纯农户的平均收入水平明显低于非农户，兼业户的收入水平根据其兼业组合特征不同。在居住分化方面，有近1/4的农户家庭拥有自有农房之外的住房，其中在本县市范围内的住房比重占92%。各地根据其农业地域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同的农民分化特征。未来，要立足大国小农基本国情，顺应农民分化特征和趋势，全面促进农民发展和福祉增进。

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政治理想与治理道路，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进入21世纪，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日益暴露出简单化、民粹化、寡头化、两极化与低效化等问题，在民意吸纳、社会整合与有效治理方面面临越来越明显的结构性困境。在此背景下，重新反思民主的本质，探索更合理的民主制度成为当代民主理论家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文以民主在危机中不断回应现实挑战并实现制度飞跃的演进逻辑为分析框架，在考察以往民主两次历史性飞跃及当代危机的基础上，探讨了民主第三次飞跃的可能方向。

农业强国的形成是内在机制与外部条件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农业强国的生成遵循增益“生成—析出—支配”的基本机制，不同国家据此形成了“全量型”与“扩展型”两种主要类型。前者以资源禀赋与规模化生产为基础，后者依托科技创新与制度适配在资源约束下实现高效率增长。研究表明，农业强国的发展呈现出生产方式持续演进、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与市场环境日趋开放的普遍特征。基于国际比较经验，本文认为中国农业政策亟需实现从“融合型”向“专业化”、从“数量开放”向“质量开放”、从“市场参与”向“规则塑造”的系统跃升，以构建面向效率、制度与规则竞争的现代农业强国政策体系。

数字中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动力，具有十分深刻的人权意义。数字中国释放人权发展新动能。首先，数字中国通过提升主体价值、维护主体尊严、塑造主体人格、保障主体人权，从而强力赋能人权主体；其次，数字中国通过升级规范构造、确立权利归属、促进形态演进、完善救济机制，从而深度更新与强化人权客体；再次，数字中国通过实现数字正义、增进数字利益、维护数字安全、保障数字自由，从而全面优化人权价值；最后，数字中国通过切实保障数字发展权利，高效释放人权动能，促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树立全球人权治理新典范。

在当代中国的话语叙事中，共同体既不是沿袭社会学或政治学传统的分析性概念，也不是用于描述社会事实的经验性指称，而是一种具有结构性和历史连续性的政治哲学概念。除可以作为经验性集合或规范性设想之外，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共同体”还表现为在特定空间中持续生成并维系社会共同性的结构形态。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表述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到“共同体”在不同层级和领域中对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结构性展开。由此，作为标识性概念，“共同体”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政治哲学层面集中体现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与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经济思想以体系化结构贯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概念创新、理论构建与实践展开三个重要环节，实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跃升。在概念层面，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标识性概念提炼总结中国经验，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见解新论断，推动了当代中国经济学“术语的革命”；在理论层面，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生产力理论整合发展标识性概念，系统阐释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背景、体制机制、理念方法与目标形态，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相关学说；在实践层面，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新时代治国理政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推动标识性概念与生产力理论具体化、现实化，助力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从标识性概念生成，到生产力理论构建，再到新时代经济工作的实践展开，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概念—理论—实践”相贯通的体系结构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出了整体性结构性探索，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相互交织，公共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由于治理组织和治理资源的碎片化，以单一部门或事后处置为主的传统治理模式面临能力危机，其在干预显性风险和识别隐性风险方面均面临掣肘。在此背景下，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进入快车道，借以探索针对公共安全的整体性治理模式。综治中心作为整体性治理的关键组织载体，其工作实践主要围绕风险源头治理的机制强化、技术嵌入流程的智治革新和型塑数字科层的组织转型三大逻辑展开。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需根植于机制、制度和架构等方面的系统性更迭，以确保治理实践兼具有效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完善关涉韧性治理优化、人机关系均衡和权能配置完善的顶层设计，驱动基于综治中心的公共安全整体性治理的纵深发展。

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博弈的焦点。“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并提出鼓励人工智能企业拓展海外应用场景。然而，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面临着发达国家主导关键领域标准制定、全球标准与监管碎片化、企业合规成本高企以及数据保护与伦理审查趋严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基于当前人工智能标准与出海现状以及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面临的挑战，本文系统阐释了国际标准制定提升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包括标准锁定逻辑、市场重塑逻辑、创新与质量跃迁逻辑、生态位塑造逻辑以及先动优势逻辑，上述逻辑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了标准制定提升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提升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措施建议，包括培育自主标准体系、强化合规风险分担、抢占标准先动优势、推动标准互认协同、争夺国际标准话语权以及贡献伦理治理方案等，以期为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建构中国自主的政党政治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回应中国政党实践与理论需求的学术任务。“整体性政党”这一概念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旨在揭示中国政党区别于西方竞争性政党的本质特征与运行逻辑。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政党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整体性政党为理论基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维度搭建中国政党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并围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协同建设提出具体路径。整体性政党概念的提出，有助于突破西方政党理论长期存在的政党是“部分”的局限，为中国政党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核心支点。这一理论探索既是对世界政党政治理论谱系的中国贡献，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发展人文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推进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动能和经济活力。乡村人文经济的发展要立足于中国乡村文化的乡土性，通过文化的经济化实现乡村文化基因的产业变现：乡村文化的IP化与产业化要依托文化基因开展主题式开发，运用数智化技术赋能乡村体验经济与康养经济的发展，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拓宽农民致富路径；发展乡村人文经济还要通过经济的文化化来促进乡风文明与乡村和谐的价值同构：提升乡村传统产业的文化内涵，发展生态农业以打造宜居环境、培育发展与传承兼顾的现代化乡村文明，以利益整合凝聚乡村社会共同体意识、促进乡村治理有效与社会和谐。在发展乡村人文经济的过程中，要着力打破人才困境，规范乡村利益分配机制，警惕乡村产业空心化和乡村文化失语，激活在地主体的内生动力，让乡村传统文化以新的方式走入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