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了中国人口的快速老化趋势。为调整人口结构,政府不断改革计划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生育",这些政策的密集出台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夫妇的生育需求。但在社会转型带动人口转型的大背景下,当前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已大大高于实际生育率。为此,2021年7月正式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力图通过逐步强化的激励措施,全方位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提升人口生育率,缓解老龄化趋势,改善人口结构。当前的制度配置,可能会改善生育环境,但却很难迅速提升生育水平。正因为如此,需要设计制度红利的释放目标:第一,短期防止生育率继续下滑;第二,中期维持并波动提升生育率;第三,长期旨在建构生育友好型社会。
将村落社会"重层结构"的概念置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剧烈变迁语境下加以理解,就会发现:与城市社区不同,村落社会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依托自然村表现出极为丰富而复杂的社会性。尤其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村落社会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变迁,形成了复杂的"重层结构"。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村落社会不是一个单一的组织同质体,而是由若干带有同质性特征的组织单元所共同构成的颇为复杂的组织复合体。具体言之,虽然"乡—村"体制下的村落组织存在着多种构型,但由若干自然村构成行政村的形式无疑占据主导地位。受行政管理体制、自然村传统、集体经济形式等因素的影响,行政村与自然村虽然在组织层级划分上往往表现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其内部却存在着不同的主体和不同特质的关系结构,其不同的结构系统作用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具体进程中,会生发出不同的治理效果。因此,只有将乡村治理空间中的复杂主体关系置于乡村社会"重层结构"的框架中加以探究,才能够揭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有效建构的可行路径。
媒体的智能化方向更迭为青年价值观认同的建构带来了全新场景。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权力,青年价值观认同的建构在智能媒体的冲击下正面临一系列挑战:迎合性算法推荐造成主体理性的被消解、"去权威性"传播导向带来价值判断取向迷茫、数字化"全景监狱"引发价值选择的疑虑心态、隐匿化网络圈群造成价值认同的心理盲从。为此,必须通过智能算法矫正与伦理道德约束的双向共进、智能媒体素养培育与价值引导优化的内外融合、强化平台监管与加大优质供给的刚柔并济等措施为青年价值观认同构建营造积极健康和谐有序的智能媒体空间。
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是基层党组织的“领头雁”，是农村发展的领导力量，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政治保障。为了有效解决一些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面临队伍后继乏人、履职能力有待提升、工作积极性主动性需要加强、监督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等新挑战，党的十八大之后，各级党组织推出了系列举措来引领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在选培环节，支持能人型党员参选并任带头人，大力选派第一书记并下派书记，通过招考方式来培养青年后备干部等；在使用环节，通过物质与政治双重举措来实现激励，以岗位专职化来强化管理，以制度建设和程序规范来实现全面监督。在各项党建举措的引领下，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失衡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发展观，遵循带头人队伍配置与村庄实际相匹配的原则，建立带头人队伍践行群众路线的有效路径，完善带头人队伍建设的支持保障机制。
传统的税收监管规则要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基于个人所得税政策周期角度,从问题界定、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四个阶段分析了"大物云移"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对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在问题界定阶段关键在于数据的全面,因而推进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不断创新是基础;在政策制定阶段重点则是备选方案的评估,决策部门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分析和推演;在政策执行阶段需要重视税务机关和自然人纳税人的互动,而个税APP可以发展为税收信息双向流动的渠道,这有助于培养纳税人税商意识;在政策评估阶段则应该关注个税政策评估结果的反馈,这需要政府内部通过"互联网+政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应用。基于政策过程的这四个阶段,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政策建议,包括建立健全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制度、注重客观推演与主观判断相结合、在促进税务机关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同时注重保障信息安全、重视个人所得税政策效果评估。
进入强制实施阶段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核心逻辑由自愿性和鼓励性转变为责任性和约束性，但实践措施和理论研究均未及时跟进。本文基于田野调查的案例研究，分析强制阶段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的困境，提出政策执行的转换逻辑与实现机制。目前，政策执行的困境包括：共识不足，强制性信号传递不明显，垃圾分类的主要目的不清晰；动员偏差，过度依赖自愿型政策工具和第三方个体或组织；约束失灵，处罚和收费机制失去约束力，公众在选择性激励上知行不一，物业主体责任难以落实。因此，垃圾分类政策执行需实现三个逻辑转向：首先，构建由“自发意识”向“集体责任”转变的共识机制，采取“接地气”的宣教模式，明确呈现垃圾分类的目的；其次，构建由“弱正激励”向“强负激励”转变的激励机制，清晰传达分类政策的强制性信号，逐步弱化正向激励措施并落实垃圾计量收费制度；最后，构建由行政监督向社会监督转变的监督机制，促进垃圾投放过程的去匿名化、处理过程的透明化、监督方式的灵活化。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来看，现代化既是一场持续性、世界性的社会革命，也是一场人自身的革命。尽管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创造了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但这种现代化是以资本为内驱的现代化，其结果是以“物本”支配“人本”，从而导致了人的发展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主题，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的现代化，它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以“人本”代替“物本”、“人—自然—社会”协同进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随着国际数字贸易的快速增长,我国企业在境外上市或从事经营活动的过程中面临国内及国际的双重数据合规挑战,数据跨境流动的治理困境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利益冲突,亟待构建法治化治理路径予以纾解。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体系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国内治理机制单一、可操作性不强,国际合作的推动相对滞后、应对冲突较为被动,以及跨国企业合规工作困难、潜力待激活等。基于此,需要在夯实数据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加紧优化数据跨境流动法治体系和行业监管机制,畅通国际合作和执法渠道,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引导和激励跨国企业合规工作的开展,以此完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体系,并进一步推动建立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话语体系。
乡村本身具有共同体的属性，情感要素是维系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变量。个体化造成乡村社会的情感基础更迭、情感内聚消解和情感边界收缩，具体表现为信任伦理感知弱化、公共精神流失以及福利资源再生产受限，这些社会情感问题亦蕴含社会再整合的需求转向。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的重塑需要兼顾情感与规则的平衡，根植于传统乡村情感资源，融契于现代乡村情感结构，以伦理道德为情感规范、公共精神为情感依托、福利互助为情感纽带，并以制度建设为情感保障，实现乡村社会整合的现代性方式。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理念与实践顺应时代的要求,进一步认知传统村落的"活态性",强调如何协同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等多方面的可持续性发展。但传统村落"活态化"的方式、内容、目标及运作机制又因中国的特殊国情而有差异。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因群山峻岭的自然屏障,西南侗寨传统村落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获得有别于其他传统村落的"活态"特征及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因此,西南侗寨传统村落的"活态化"能基于其独特的历史、社会和空间背景,生成自我运行的内在发展机制,于日常生产生活中达成。要做到一是加强对原住居民主体性的认知与保障;二是建立以传统为根基的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三是依托传统产业升级,突破当地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矛盾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