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在当今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发生了深刻变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不再呈现线性关系,不同产业内科技的进步也不是仅仅使得资本有机构成趋向提高,可能带来其他的结果。资本有机构成在第一产业内呈现明显的提高趋势,但是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变化较小,尤其是2012年之后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资本有机构成在产业之间不同的变化趋势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同。资本有机构成的新趋势既影响就业数量又影响就业质量,有效解决就业问题需要根据资本有机构成新变化的趋势和特点进行统筹谋划,制定精准的“差异化”就业政策,并为“三产”劳动力提供高质量就业平台和素质技能。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进社会安全治理工作,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实现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社会安全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点式治理—国家引领—刑法规制—技术应用”与“常态化预防—社群参与—多元干预—技术正义”的双重内涵,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可概括为“刚性稳定”模式对风险预防制度化的妨碍、强国家逻辑下社群参与的不足、刑事治理手段优先背后社会治理措施的式微以及智慧治理趋势下的“技术利维坦”困局。提升社会安全治理发展质量的关键在于：通过重塑社会稳定观与防打结合的常态化释放社会安全治理的制度效能,借助网格治理、平台治理丰富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参与,以优化、嵌入、联动为进路策动综合治理体系的形成,以权利、共享、监管为重点统筹技术治理的发展与安全。

在构建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背景下,通过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为例,探究垃圾分类治理的迫切性、治理困境和共治机制构建。垃圾分类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减少生活垃圾进入填埋和焚烧环节,减轻垃圾填埋和焚烧产生的生态污染,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和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水平。垃圾分类治理的困境包括分类根本目的未明确,优先处理次序不明晰;源头投放激励未生效,末端处理激励不合理;生产回收责任未承担,再生行业作用不明显;公众集体共识未形成,社区动员思路不完善。需确立以“无废”为核心的治理思路,构建新型的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和公众参与的共治机制,促进垃圾优先处理次序制度化,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细节化和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内在化。

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社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在科学的解神秘化过程中暗藏风险隐忧。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进步和广泛应用,科技高密度、集群化的新型业态的发展为人类生产生活和国家治理提供了更为多样化和便利性的资源与工具。运用技术治理手段已成为当代公共治理的普遍趋势,但也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构造成了新的困扰。在鼓励科技创新的同时,应尽快完善我国技术治理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技术治理立法,推进智治与法治融合发展;统筹电子政务平台,提升风险防范能力;优化政企合作模式,降低治理成本;完善技术伦理监管机制;提升专业技术人才决策参与度和公共沟通能力。

借助信息干预加强企业对顾客绿色消费行为的引导,促进绿色生活方式,在保持消费质量不降低的同时减少资源耗用,降低环境影响,最终实现企业、顾客、环境三方共赢,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信息干预促进消费者绿色消费不仅颇为必要,而且实践价值显著,但也面临着需要承担个人成本、物质消耗第一法则和绿色消费态度—行为差距等挑战。信息干预的影响因素,包括框架效应、识解倾向与信息构建以及信息强弱。信息干预的心理抗拒机制,包括心理抗拒的中介作用和企业环保努力的调节作用。运用信息干预以促进顾客绿色消费行为包括合理运用框架效应、运用双诉信息与柔和措辞、构建企业绿色形象降低心理抗拒、利用大众化信息策略促进绿色消费行为等政策建议。。

建立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是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是国家养老金体系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国特色养老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我国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不充分且结构失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老保险收支矛盾持续加大。加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顶层设计,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征缴体制改革,研究提出统筹第三支柱协调发展的支持政策,有效调动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个人和家庭等多主体合力,加快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和国情需要相匹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养老保险体系。

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社会形态由年轻型向成年型再向老龄型演变,但社会架构转变滞后,社会形态和架构的非同步性特征不断强化,在社会治理的全链条系统中蛰伏失序风险,集中显现于老龄社会阶段。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基石,新时代推进与老龄社会形态和架构相契合的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前提在于适应老龄社会形态演变步伐,以硬件和软件适老化建构为双驱引擎,及时修正社会架构,纠正治理失序问题,全方位开展适老化的治理建构。

公共精神是人类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基础是基于正确社会观的大众社会责任,具有丰富的内涵与高度的时代价值。在“原子化社会”环境下,个人主义的盛行改变了公共精神培育和社会责任建构的境遇。伟大抗疫精神为新时代公共精神培育和社会责任建构带来深刻的启思。新时代应辩证认识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公共突发事件所折射出的问题,并以公共性为本位厚植大众责任意识,引导人们有序参与公共事务,以法治建设为社会责任建构夯实基础,并注重个人正当利益的维护,以培育社会公共精神,提升大众的社会责任意识。

在新时代情境和新发展环境下,中国人口发展态势及其所处的宏观环境趋于重构,人口发展与治理全球化趋势显现,少子老龄化压力凸显,经济社会发展在被科技赋能的同时亦埋下变数,家庭变迁与代际转换增加了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的不确定性,人口迁移流动与区域资源错位等议题亦不断综合。亟须正视其机遇与风险,在治理更新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形成新时代人口发展及治理的“中国方案”。

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具有突出贡献,其发展需要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然而,随着数字企业实力的增强及其对传统行业渗透的加深,数字经济领域出现了“杀手并购”“二选一”等反竞争行为。尽管数字经济存在产品迭代较快、网络经济效应等特殊性,但通过辨析社会上对数字经济垄断的几个认知误区以及观察比较欧美监管实践发现,政府监管应坚持市场化取向,并降低对企业数量、资本规模和市场集中度等结构性指标的关注,将监管重点转向对数字企业反竞争行为本身的认定上。政府应在保持宽松、包容、审慎监管基调的同时,加强在行业内反垄断、跨行业无序扩张、数据使用公开开放、监管过程市场化等方面的监管规范,打造更加公平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