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山东:《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说”的双重组合
许振东
吴晓铃对《金瓶梅》研究最突出的贡献,是最早将《金瓶梅》作者为"李开先说"传播开来,并为其进一步延展奠定下重要的基础。他对《金瓶梅》作者问题的关注,始自1935年秋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之时,其观点的形成主要受著名学者刘文典的影响。《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说",同时注意到了其生长在山东、为官于北京的两种环境影响,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具有启示意义。

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许振东
吴晓铃对《金瓶梅》研究最突出的贡献,是最早将《金瓶梅》作者为"李开先说"传播开来,并为其进一步延展奠定下重要的基础。他对《金瓶梅》作者问题的关注,始自1935年秋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之时,其观点的形成主要受著名学者刘文典的影响。《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说",同时注意到了其生长在山东、为官于北京的两种环境影响,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具有启示意义。
吴蔚
清代宫廷中的"散志澄怀"是指帝王和士人广泛参与,以宫廷生活、宫廷雅集及相关的山水景观、书画音乐等为表现对象,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从帝王一方面看,"散"志不"散",而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缺乏出尘的心境,也难有真正的澄怀。从汉族士人一方面看,参与"散志澄怀"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帝王的好尚,客观上促成了满汉对立士风的转变,文坛的整体风气也在无形中得到整饬。而在不同阶段中,部分作品也映射出清代士人不同的家国情怀。
杨传庆
一代名儒姚范是执掌清代天津问津书院的著名山长,缘于史料欠缺,历来对其寓津时间及学术影响罕有提及。姚范主讲问津书院的时间为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之间。其在问津书院传扬周孔之道,强调道德性情,将汉学之考据与宋学之义理折衷调合。姚范主讲问津书院,是桐城派与京畿文学以及教育关联的一个生动例证。
王丹
20世纪以来,西方文艺理论探讨文学语言问题的重心从语言本身转向语言活动,集中关注的焦点也从文学语言的性质与功能转向文学的语言活动和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关系。这个变化不仅改变了西方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和思维方式,更构成了当代批评理论范式由"形式"转换到"文化"的内在动因。
曹晓东
当前以卡萨诺瓦、莫莱蒂、达姆罗什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的世界文学理论,在对世界文学概念及话语表述做出重大调整与突破的同时,仍未解决观念与实践中特有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针对这一现状,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加入到反思与重建世界文学理论话语的队伍中,通过强调对非西方文学的关注与评价,彰显东亚区域文学空间的存在及特点,实现了世界文学观念视野自"西"向"东"的位移。而国内学者在文学研究与理论建构两方面的辛勤探索,也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和未来走向提供了新的愿景。
孙恒存
百年人民美学思想开始于"五四文学革命"、开展于中国人民的劳动建设中,每个时代的人民美学观念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民所肩负着的社会文化实践任务,这就是人民美学的时代形态。人民美学在当今的时代形态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美学思想,它要求文艺的人民性、时代性和审美性。数字美学是人民美学在当今国内的具体形态,数字美学与人民美学的辩证关系是:新时代人民美学是当今国内数字美学的意识形态,当今国内数字美学是新时代人民美学的媒介实践。新时代人民美学在数字美学的时代形态中牢牢抓住了美学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曾长城, 何志钧
自媒体与主体、受众的关系结构促成了新世纪文娱实践的新情势:在主体与媒介的关系层面,自媒体强化了主体的自我展示功能,是主体人格形象的延伸;在主体、媒介和受众的关系上,三者产生了"双面镜效应",这与文艺创作的产生机制和关系结构非常相似。偏重主观性、自况性和展示性的自媒体文娱日益成为风潮,这缘于用户无法抵挡自我延伸欲望,尤其是在"创作"唾手可得的情势下。
李勇
历史相对主义和他人的全球史学史著作,共同促成沃尔夫史学史撰著的全球观念。其《全球史学史》论中国史学史,按照全球框架进行分期,具有比较眼光和交流视角。沃尔夫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具体看法,同时也存在着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但总体值得肯定。他自觉反叛"欧洲中心主义"或者"唯欧洲主义",却又无意识陷入以欧洲史学为中心的窠臼。无论如何,其著述对于世人撰写史学史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樊江宏
法国年鉴学派批判遵循德国兰克史学范式的19世纪西方传统史学。德国史学界面对这个来自法国的"造反派",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从漠视排斥,继而批判抵制,最终逐步接受的态度转变。深受历史文化、社会现实、学术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20世纪德国史学自身环境的变迁,极大地制约了德国史学界对法国年鉴学派的接受过程。其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明显。
朱冶
活跃于明弘治、正德年间的河南儒者王鸿儒,在学问和事功上皆有可表。其学于段坚,上承薛瑄致知实践之学,为学主张穷理致用,并在实践中形成谙熟经史、务实施用的学问特点。他管理山西学政成绩斐然,任职南京期间协助平定宸濠之乱并卒于任上。王鸿儒学行是明中期河东理学的代表,他的"笔语"类札记是河东学派精思实践的典型表现,他继承并发展了薛瑄的主敬存心之学,并扩大了河东理学的经世面向,由是可见阳明学兴起之前明中期思想史的丰富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