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发展的百年历史,是在斗争中求发展的历史,也是党的思想理论系统化、科学化发展的历史。运用系统观念建构发展完善党的建设学说,既是党的建设的百年经验总结,也是指导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方法。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这是我们党关于方法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结合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新的伟大工程的过程与实践特点,以系统化的视角分析党如何科学、系统地吸收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在突出自身特点的基础上以整体性、系统性的方式深入推进这一伟大工程,这对从整体上分析研究党的建设百年历史进程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平台是一类具有复杂的内部法律关系、规模化且深层次的组织管理权力和强营利属性的新兴经济与社会主体。平台的法律治理应在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指引下,综合考量规制、激励和公共服务等多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应的法治建设。当前,我国平台的法律治理在平台内利益分配、平台履行监管义务、公共产品供给三大核心问题上存在突出的困境。应以公平分配为核心,解决平台与平台内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冲突;以明确平台法律责任和在平台内植入内容治理样本为核心,激励平台自我合规,解决平台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怠于履行或选择性履行对利益相关群体的监管义务问题;以信用评价和纠纷解决为核心,完善平台法律治理中的公共产品供给。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关心关爱青年成长成才、谋划推动青年工作发展进步。特别是创造各种条件和机会，让广大青年在关注和参与国家重大活动中切实体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领悟思想的伟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魅力，着力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提升青年的政治认同。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建设和就业优先战略,为县域高质量充分就业指明了方向。研究表明,当前县域劳动力技能出现了分化的典型特征,不同技能劳动力产生差异化的就业流向,导致县域高、低技能双元劳动力流失,县域空心化问题突出。具体而言,高技能劳动力流向“扶梯区域”寻求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低技能劳动力试图就近市民化,但因技能不足处于零工化状态,或在农村地区待业、失业;在县域稳定就业的大多是中等技能劳动力,县域就业活力不足。双元劳动力扩容需要着力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职业发展空间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空间,探索兼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县域高质量充分就业路径。双元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能够以“聚人气”式发展促进县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实现乡村振兴、县域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数智社会新形态下，算法治理引发了数字技术代理人类实施治理的范式变革，促使算法从中立的数据运算工具，成为制度秩序重构的主导力量，对传统法律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立足发展与治理平衡视角，结合中国法治语境，提出坚持价值引领、制度弹性与动态适配相统一的规范路径，融合软法机制与场景响应体系，探索适应本土实践的算法治理法律规范方案。通过构建以技术向善、算法治理安全为导向的法律规范体系，回应算法规训、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所引发的风险问题，推动法律在保障个体权利与社会秩序方面的实质作用。同时，坚持法律介入的正当性与谦抑性原则，警惕对算法治理的过度干预，在鼓励技术创新与维护公共秩序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探索善治之道。
推进土壤健康管理,既是铸牢土壤本体安全、产出优质健康农产品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系统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土壤健康的概念和内涵特征,指出中国土壤健康管理的目标重塑要以完善土地产权制度的产权目标为基础,通过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目标意识,最终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并着重阐释了中国土壤健康管理面临着理念认知不到位、制度设计不完善、资源禀赋弱和技术难突破等现实困境。从战略上提前谋划中国土壤健康管理、理念上树立全要素土壤健康管理意识、模式创新上倡导用养结合,以及强化科技支撑、加强制度保障等五个方面探讨了实现路径。
可信数据空间作为构建一体化数据市场的核心载体，正经历从计划探索到实践试点的重要转变。基于构建主体的不同，政府主导的场内与企业主导的场外，都存在数据可信流通的不利因素。根据功能特性，可信数据空间主要由服务平台、数据提供方、数据使用方以及数据服务方组成，并以“许可使用”的方式塑造“可信”交易规则。立足打破数据交易壁垒，应先构建统一协调的一体化数据流通标准，创建场内与场外两种数据空间的互信通道；结合数据交易所中的特定组织架构，提升场内空间数据供给的结构弹性与数据来源广度；围绕场外空间的灵活特性，用技术措施落实制度层面确立的“平台管空间”框架。
数智技术深嵌重构了城市社区治理生态，凸突显技术理性与人本价值的部分张力。城市社区面临空间结构、传统惯习、技术规制与居民主体性等方面转型压力，对社区共同体人的价值实现提出新挑战。城市社区治理的本质在于回归“人”的本真，锚定人的主体性价值，构建有温度、有归属感的生活共同体。为此，应倡导“技术向善”的人本治理逻辑，以社区空间活化、情感资本积累、主体性重建、回应共同生活需求为路径，推动城市社区从“技术理性”向“人本回归”转型。
数字经济改变企业发展环境、产业业态及竞争形式，呼唤理论创新以加强认识并引导规范发展。从数据、信息、组织方式和市场竞争四方面，探寻数字经济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并建构一个数字经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第一，数据要素被纳入生产函数，生产环节的资源配置方式由函数转向算法与函数并行，机器呈现人格化倾向；第二，信息基本环境发生了变化，平台成为信息发布主体，人们需要在过量信息中识别专用信息、在虚假信息中识别真实信息，同时信息茧房问题凸显；第三，平台兼具市场和企业性质，相关契约的流动性、空白和隐匿领域增多，数字生态系统推动契约关系技术化，但导致契约的不完全程度提高；第四，竞争机制改变，更多依靠数据机制而非价格机制，由企业间竞争变为平台内部经营模式的竞争、平台间竞争以及数字生态系统间的竞争。相关结论对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规范数字经济监管，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生态环境“首违不罚”是为贯彻《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首违不罚”条款而在环境执法领域形成的一项具体制度装置，该装置在环境监管实践中的运作既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利益冲突衡平之结果，又是惩戒威慑与教育激励互动融合之产物，同时构成规则主义与便宜主义有机结合之写照。由于现有规范对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的立法肯认仅停留在笼统模糊的原则性规定上，这使得该项制度在环境执法实践中的应用面临各要件规范意涵尚不明晰、程序保障事项付之阙如、裁量基准自我约束机制系统缺失等一系列现实隐忧。对此，建议从以下进路入手来实现对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的规范重构：第一，通过对事实发生与规范评价的双重关照、危害后果评价制度的设定、双重因素的综合考量以及效果裁量空间的拓展，以厘清生态环境“首违不罚”的适用界限；第二，探索生态环境“首违不罚”的适用程序，包括启动程序的明确、简易程序的变更、留痕管理程序的设置、说明理由程序的引入以及教育履行程序的细化；第三，通过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与执法监督机制，以化解生态环境“首违不罚”裁量基准自我约束机制系统缺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