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数字经济发展，既要秉持鼓励创新的原则，又要不断健全数字经济监管机制。从实践层面梳理我国近几年数字经济监管现状，并运用规制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数字经济为监管带来的挑战，即网络外部性与锁定效应造就新型竞争格局、数字平台的双边效应使非竞争行为具有隐蔽性、价格歧视的新特点占用更多消费者剩余、动态跨界的数字经济增加相关市场界定难度、数据驱动形成数字卡特尔与数字安全问题。从制定与执行的统一、行为与信用的统一、治理与智理的统一三个方面剖析数字经济为政府监管变革带来的机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由命令控制或行业自律向多中心共同监管转变、由放松监管或加强监管向以数治数转变、由监管人才或科技人才向数字监管人才转变的监管变革重点转向。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的重要原则,也是领导中国人民立国强国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独立自主走向辉煌创造奇迹的历史:其价值自觉在于政党和国家事务上坚持自己作主张,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教师爷"颐指气使的说教;其道路自觉在于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从新民主主义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迈向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其实践自觉在于坚持自力更生,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其主体自觉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飞跃建立在中华文明的沃土上,在理论创新中保持精神独立性,实现精神主动。中国共产党对独立自主的坚持与发扬充分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自觉。

"智能+"时代,智能技术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推进了传统文化产业向现代文化产业的转变,还使发展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成为重要议题。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以来,受智能技术驱动,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既面临机遇,亦存在挑战。以生产链理论为分析框架,从数字化与高质量出发进行审视,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作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基础要素的文化数据资源动能潜匿与融通渠道闭塞,作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核心环节的文化生产存在平台垄断与核心技术支撑薄弱,作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物质载体的文化产品面临双循环不畅与文化品牌匮乏,作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跃迁动力的文化消费存在场景单一及下沉市场用户付费理念不强。因此,顺应"智能+"时代发展趋势,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应在数字化与高质量的双轮驱动下实施四维战略,即通过预见性布局文化政策、提升文化治理精度实行文化制度创新,通过培养文化内容原创能力、增强文化智能生产能力实现文化内容创新,通过开发文化大数据体系、增强文化科技融合能力践行文化科技创新,通过丰富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向全球价值链上端游走进行文化市场创新。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新的思路和抓手，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新抓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的积极效应表明，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的实施，既可通过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也可促进区域内产业链合作深化与贸易结构改善，还可促进电子商务等贸易新业态发展，进而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赋能。未来，更好发挥区域贸易协定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赋能的路径包括：进一步推进RCEP的实施、扩容与深化，发挥其最大效应；积极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批准实施，对部分内容可预先单向实施、主动开放；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和商签更多诸如《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新的区域经贸合作安排。

政党精神与政党形象具有高度契合性，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具有天然的政党形象塑造功能。伟大建党精神的政党形象塑造功能生发于其丰富内涵、鲜明特质、内在逻辑和依托载体之中，具体表现为政党形象独特标识的建构功能、政党形象基本属性的彰显功能、政党形象评价标准的厘清功能、政党形象建构资源的丰富功能。挖掘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政党形象塑造功能，既有益于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内核，也有助于厚实政党形象的学理基础。

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且未来有加剧趋势，由此导致的气候风险不确定性将会增加，这无疑会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迫切需要遵循减缓和适应原则，大力发展气候韧性农业。基于与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绿色农业等相关概念的比较研究，首先，对气候韧性农业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剖析了其蕴含的适应性、持续性、抗逆性、基础性、低碳性等内涵特征；其次，从气候变化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视角对气候韧性农业进行了理论阐释；最后，从系统谋划农业布局、筑牢基础设施体系、完善生产服务体系、夯实技术支撑体系、建立应急管理体系、健全政策保障体系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气候韧性农业发展的推进策略。

数字主权作为国家对本国开放数字网络空间所拥有的独立自主的治理权，亟待国家促成及主导全球数字空间治理机制加以确保。当前全球数字空间治理机制尚未形成，美国、欧盟及中国出于自身优势提出促成及主导全球数字空间治理机制的三种数字主权战略：追求全球霸权的数字主权、注重市场监管的数字主权和重视国家自主的数字主权。这三种数字主权战略对数字技术、数据控制与数字规则领域的占优追求引发三方的数字空间治理能力竞争，而这三种数字主权战略实施面临的数字技术风险、数据安全风险及网络犯罪风险难题促使中美欧三方保持数字空间治理合作。美国将中国视为其谋求全球数字空间治理主导权的竞争者，联合欧盟在数字技术、数据控制及数字规则竞争中遏制中国，在数字空间治理合作中压缩与中国的合作空间，以此削弱中国的数字空间治理能力及中国对数字空间治理机制的影响力。对此，我国可通过提升数字空间治理能力来应对竞争，通过推动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因应合作形势变化。

2020年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坚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前提下,必须重视外循环与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高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外循环为内循环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生产要素、原料、中间品与成品销售市场,使得内循环规模更大、产出品种更丰富、效率与活力更高,此作用已被世界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多次印证。后疫情时代,中国发展高质量对外开放具有经济复苏前景良好、工业部门齐全、超大国内市场规模、丰富而高素质的劳动力等优势,同时也存在产业链短板、高新技术制造业国内增值率较低、经贸话语权缺失等潜在问题。未来应进一步在产业资本布局、经贸理论与制度话语权、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短期资本流入管控、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发力,充分提升开放水平,促进"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

数字经济场景中，现实中的个人并不必然能达致“知情—同意”规则所需的有效理性和谨慎，法律规范可能性标准与事实可能性偏离，“知情—同意”规则下的信息主体自治性保护机制失灵。因信息主体理性不足，而对其权利予以“征收”的去权思路与法治化逻辑不相符合。“复杂性理论”指引下的“权利强化”矫正路径是赋能个体理性，引入集体理性化简信息复杂性，提升信息主体理性能力。制度建构上，集体理性层着重于对信息的处理需求进行合法、正当、必要性的集体理性诊断和过滤；个体理性层在个人的真实知情与自由选择下进行个性化需求的个人理性判断。集体理性前置，但重在履行中立的告知知情程序，不制约个人自主。集体理性辅助下的理性组合能够在个人信息有效保护与商业合理使用之间寻求一个动态平衡。

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是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抓手，因而企业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更好地推动进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在重新界定企业数字化转型内涵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生产运营、内部组织以及商业模式三个维度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加速企业产品创新、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贸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等途径推动实现进口贸易的“高效”与“安全”发展。运用相关数据客观分析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企业依托数字化转型实现进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企业主动作为与国家政策扶持相结合，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的进口贸易；多举措畅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进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