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在外部关系上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复杂性的再认识,只有审慎厘清其本源性问题才能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社区治理实践现代化的本源性问题乃是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如何实现现代化。当下社区治理实践中治理主体间关系呈现的是以公共权力为运行轴心的"葵花式"关系格局,只有突破这种约束条件,才能实现以功能链接为轴心的"扎根式"的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运行格局,社区治理实践将会呈现出新的样态:社区治理主体的权力关系和责任关系明晰,社区公共财政供给和分配制度以社区居民需求为核心,不同社区事务的多元化处理机制确立。这就为进一步达成"现代化"共识提供了基础,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基层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有机统一体,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既高度契合又一体相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关联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其"特"之根基所在、精神命脉和内源性动力。体现人类理想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思想理念、既与传统相系又与现代相接的传统美德和反映道义高度及美学追求的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三大核心要素,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切入点。但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调和关系,而需要在历史维度上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在现实维度上梳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在发展维度上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走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消解和社区建设勃兴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体制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构架,单位并没有完全退场,而是以"隐形在场"的形式继续发挥影响。在典型的单位社区场域内,单位的"隐形在场"一般表现为"权力资本"的潜在运行、"文化资本"的历史积淀和"关系资本"的内在延续三种主要形态。可见,在后单位社会来临的背景下,单位元素虽然开始褪色,但仍通过"隐形在场"的方式影响着社区建设的模式选择与发展进程,对于新时期社区的公共性建构及其功能发挥,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单位社区而言,如何恰当地处理好"单位"与"社区"之间的关联,成为新时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活动展开的关键。
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伴随着党内民主生活的扩大和党内民主观念的提升而逐步确立并完善起来的。民主生活会制度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认识与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的制度构想与重大挫折、改革开放以来的逐步恢复与不断发展、十八大以来的坚持与完善四个阶段,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保持民主生活会的制度活力,要增强党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原则,要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要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最终要加强领导班子的团结统一。
发展是以经济为龙头联动社会各方面因素协调发展的过程,它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制度发展等多个层面。对发展观意义与内涵的理解,既要考虑到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考虑到特殊时期的特殊规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观以及国际先进经验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思想。
优秀传统家风是我国家庭文化的精髓,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基本遵循的家庭伦理秩序、道德风貌和文化风范等。古代家风将宣扬和践行传统价值观平民化,将家庭道德教育实用化,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观教育形式。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程中,传承和构建优秀家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从布迪厄"场域—惯习"的运作逻辑出发,探讨社会与家庭的场域联系以及家风惯习的运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家风场域与惯习的生成性进行合理分析。当代家风场域的构建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中,使之落细、落小和落实的有效途径。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想信念理论体系,可以从五个层面把握其丰富内涵,即"要素论":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功能论":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话语表达论":回答"如何说"的问题;"方法论":回答"怎么做"的问题;"认识论":回答"如何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问题。学习和贯彻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传统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固有矛盾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与危机,进而引发世界经济长期萧条和"逆全球化"思潮。然而,"逆全球化"根本违背了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运行大趋势,不可能支撑世界经济增长。因此,重振世界经济增长需要一个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化下的国际经贸规则将呈现制定权博弈集团与一对一并存、高标准与差异化双轨并存、区域化对全球化一定程度替代三大新趋势。我国因应国际经贸规则演变新趋势,一是善于与发达经济体博弈,改革与调整既有国际经贸规则;二是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合作,构建差异化国际经贸新规则;三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创建区域化国际经贸新规则。
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全球价值链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开放性、依赖性、非均衡性的明显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已成为其进行全球经济掠夺、建立霸权体系的工具。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是一种资本向外扩张的、灵活的资本积累体系,将不同空间内的资源、劳动力和资金进行重组和分配,在跨国公司、国家、国际组织构成的"权力三角"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过程不断地进行空间拓展。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利益格局中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一带一路"正是构建公平开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契机,是在"权力三角"的推动下,面向国家、面向全球的重要合作平台。探究全球价值链的空间拓展机理将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对构建普惠各方、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提供指导建议,还有助于改善当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弱势地位以及通过"一带一路"这一平台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向更公平、合理、开放的方向迈进。
对食品安全实行社会共治的原则,不仅是食品安全问题标本兼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治理结构包括五组关系:消费者对生产经营者的制约关系、生产经营者内部的监督关系、第三方市场主体对生产经营者的监督关系、监管部门对生产经营者的管理关系、其他社会主体对生产经营者的监督关系。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虽然已经形成,但是一些环节还需大力完善。应当增强食品安全信用系统对消费者的交易指引功能,引导职业索赔人将监督重心放在实质性食品安全问题上,通过鼓励集团诉讼落实各方主体的连带民事责任,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和信息公开中培育消费者的认知和鉴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