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质意义上的现代化道路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启的。7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现代化道路的初创期、曲折探索期、形成发展期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四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中国道路既不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苏联东欧现代化模式的照抄照搬,更不是对东亚现代化道路的简单复制。它的基本规定性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现代化目标、民族复兴目标和理想社会目标的相互叠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突出优势以及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现代化中国道路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二分法的理论,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西方价值观念和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动因的理论,也是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人的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和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与职业结构、城乡结构、社区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七个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具有新的特点,一是时空压缩特征更加明显,二是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变,三是社会需求在多元化和高级化中呈现阶层化和群体化特点,四是客观地位与主观地位一致现象仍然较为突出,五是国家对社会结构的调控能力不断增强。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既为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给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诸多挑战和风险,主要是人口老龄化的风险、失业增加的风险、农村基层治理难度增加的风险、社区融合难的风险、向上社会流动受阻的风险以及阶层和群体冲突的风险。
党的政治领导力是理解改革开放40多年巨大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殊优势的重要维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联系在一起,更多地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之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新时代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需要秉持强烈的问题意识,从历史使命和全球性问题、改革风险和阶级基础、党的权威和信任等方面,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和党的自身状况提出的一系列现实挑战。自我革命的深化和改革方向的正确把握,是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的两个关键环节。
算法推荐已成为网络信息社会化分发的主要方式。算法推荐为网络空间主流价值观建设提供了机遇:一是精准画像,提高主流价值观的穿透力;二是精准分发,提升主流价值观的渗透力;三是精准反馈,发挥主流价值观的整合力;四是精准预测,增强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力。在市场逻辑主导下,当前算法推荐用形式合理性掩盖了实质合理性,给网络空间主流价值观建设带来了诸多挑战:一是造成新闻“把关权”转移,媒介内容价值观呈“无序化”;二是加剧了传统媒体被边缘化的危机,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主导者地位不断下降;三是使用户堕入“信息茧房”,削弱主流价值观的整合能力;四是放大了“后真相”问题带来巨大威胁。必须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推荐:一是强化理论认识,坚定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思想自觉;二是压实平台责任,夯实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技术支撑;三是提升利益相关者的算法素养,增强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主动性;四是建立多维规制,健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约束机制。
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为背景考察当代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变动。新的制度促使代际关系发生积极变化:亲子平等关系形成,儿女均享有对亲代遗产继承权,子代婚姻实现自主,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使亲代减轻了对子代赡养的依赖。改革开放后,家庭子女数量减少,女儿在代际关系中的义务、责任和权利增大。当代农村亲子同居所形成的三代家庭占比上升,但城乡65岁及以上老年亲代与一个已婚子女同居养老占比明显降低。社会变革时代,当代代际关系也存有不可忽视的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参与加以解决。
<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现开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征文活动,希望相关研究者能够从理论层面重点论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领导人民砥砺奋进的伟大实践、经验总结,深刻解读历史性变革蕴藏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性成就背后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及现实启示。具体选题如下:
大气污染治理是生态治理中的重要议题,需要加强政府规制,采用有效政策工具加以推进。大气污染治理的政府规制政策工具可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三种类型。根据静态效率收益、动态创新激励、制度的可行性、效果的确定性四种影响因素对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进行优化选择有利于改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在现行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体系中,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占主导地位,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逐步发展,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作用日渐凸显,但是也存在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缺乏灵活性、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自身设计缺陷、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重发布、轻行动"等问题。基于前述四种影响因素,应从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体系以及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协同创新两个维度优化北京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
高质量就业是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全要素生产率不高、劳动力社会流动不畅、新经济发展对就业冲击等深层次问题,直接影响着就业质量水平。破解当前就业领域难题,亟待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破除妨碍劳动力社会流动体制机制弊端、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健全保障体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路径选择。
志愿服务作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是现代文明公民的道德品格,也是现代文明公民的道德实践,还是现代文明公民引领的道德生活。而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是保障志愿服务现代化发展、发挥志愿服务服务社会治理、推动志愿精神融入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应侧重强化政府的政策支持,鼓励志愿服务的自主性发展;完善志愿服务法律体系,促进志愿服务的法治化与规范化;提升科学化的内部治理方式,推进志愿服务专业化;加强志愿精神培育,增强志愿服务的内在驱动力。
中国国家公园是国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承载生态文明的绿色基础设施。但是,公益性作为国家公园的根本性制度价值并未在我国相关立法中得到正确理解和落实,主要表现在未受立法确认的公共利益易遭矫揉曲解之侵害、公益分配失衡抑制参与模式创新和基于层次定位的公益功能开发滞后。我国国家公园公益性不彰主要根源在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中环境权持续缺位和因私权利保护不足而导致公共利益落空。国家公园制度必须围绕强化公益性进行构建,具体包括:通过精神性环境权与程序性环境权入宪完成规则嵌套,以立法确认公共利益进而夯实权利基础;给予地方可期待利益,建立资源限时开发和人口就地安置制度;成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加强民主决策与监督;通过替代设施建设降低国家公园的介入机会,探索云旅游等新型开发方式,使公益功能回归科教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