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结构显著变化，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性别失衡后果和风险在不同人群中累积与扩散，需要进行针对性研究与治理。中国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是由人口性别结构失衡衍生出的多维风险，具有普遍损失性、系统性等显著特点，并且在整个社会的不同人群、场域和层面均有体现。加强新时代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工作，需要增强机遇和风险意识，转型治理理念，开发多种政策工具，并从建立健全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的政策体系、探索基层治理模式、营造健康有序的婚姻市场等方面入手推动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未来中国在全球性别失衡治理中需要坚持“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相结合的路径，以“中国之治”推进全球性别平等事业发展。

<正>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国历史发生根本性变化，也深刻影响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转折点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是近代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救民族危亡，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曾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制度化是基础，法治化是目标。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改善党的领导的必要，提升法治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建立健全党的领导法规，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原则要求；“四善于”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具体要求和检验标准；推进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制度化、法治化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关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时产生的两大现代化理念是发展主义和均衡社会。发展主义在理论上重视经济社会过程协调，但受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初始条件的制约，实践上倾向于增长和效率优先。均衡社会作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标志，它的基础是福特主义催生出的福利国家体制，实践上倾向于效率/福利的动态平衡，并被视为高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已经突破传统发展主义框架，由新发展理念塑造的均衡社会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化阶段高质量发展的取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着重要的哲学意蕴：从本质特性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定性，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体现“两个结合”赋予的特殊性，三者是辩证统一的；从主体意蕴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领导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结合、事实主体与价值主体相统一，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相异化的悖论；从实践方法论上看，主要包括坚持实事求是与远见卓识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坚持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相结合、坚持“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相结合等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规律预存与封闭固化的，它将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而不断拓展新的问题域。

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原因是特殊的产业和企业组织形式，也就是常说的新业态新模式，这正在改写微观企业的经济制度。为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深刻理解数字经济的制度突破与建构及其带来的问题。文章基于契约理论建立了一般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制度突破与建构表现为形成了新契约关系；这主要集中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化和劳动关系四个领域；从监管实践来看，欧美政府参与数字经济制度建构的经验做法是加强契约的竞争性、公平性、完备性和开放性。这对于认识我国数字经济在当下发生的制度性变化及其未来演进方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有助于政府改进监管政策，更合理有效地参与数字经济的制度建构，引导数字经济长期规范发展。

三次分配的制度化要走出是否"靠自愿"的争议。从历史契机来看,三次分配不是对既有收入分配体系"打补丁",而是在构建社会成员自发调节的实践渠道的同时,在整个分配调节中引入道德原则、嵌入伦理关系。因此,三次分配的制度化既要考虑收入分配体系所面临的共同张力,注重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的衔接配套,也要从自身的分配逻辑出发来进行体系化的构建。在我国的社会文化中,个人的公共生活起始于家,继而从家到国,形成家国关联的差序格局。以此为线索,三次分配的制度化体系构建可以经由"家庭—社区—平台—国家"的框架将个人和公共链接起来,通过双向措施让家庭纽带、社区联结、平台支撑、国家统筹有机关联,促使自愿自发的分配调节成为公共治理和社会运行中的常态。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理论创新的根本规律。反思实践和已有理论中的根本性的原初问题,在直面冲突中激发思想火花,这是创新的起点;从实践哲学的世界观出发,在变革现实的探索中发现真理,这是创新的途径;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构成理论不断创新的辩证逻辑。从理论到实践、从经验到理论的飞跃既要把握理论的精神实质,更要创造性地结合实际进行试验性探索。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典型性的社会试验,在试验基础上总结经验、排除错误、发现真理,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和理论。统筹两个大局,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遵循客观规律以推动突破性的理论创新。

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党建因而成为理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通过多案例研究发现,党建引领的结构性特征对社区治理绩效产生影响,具体体现在:党组织高度居间的社区治理网络与治理绩效正相关;网络的整合性中心化程度提高社区治理绩效;双向拓展的社区治理网络,绩效更高;同时,领导组织治理形式与次级网络行政组织(NAO)治理形式的结合,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绩效。党建引领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经验包括党领导基层的组织技术创新,以建构自我再生产的社区网络为目标,致力于实现公共治理的价值平衡。

生活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形态。在市场力量影响下,乡村社会从生产本位走向生活本位,农民日常生活秩序趋于问题化,这构成了新时代乡村治理形态转换的契机。因应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乡村治理须超越后税费时代的资源依赖,通过制度认证和村庄动员等机制形塑权力实践的日常生活脉络。制度认证指向日常生活的公共性与正当性,从事实与规范两个维度定义日常生活秩序。村庄动员包含组织动员与社会动员两个层次,激发了农民的生活主体性。生活治理拓展了乡村治理的实践深度,其有效性主要依赖于制度与生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