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社会人、系统整合与风险分担假设之上的治理现代化,率先被发达国家福利体制建设所实践,其作用在于预防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之后,中国不得不面对后工业化时代的治理复杂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立了城市化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平等观,既涵盖了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又体现了中国效率与公平兼容路径的独特性,提供了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治理现代化方案。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两次理论飞跃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平等观,明确了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协同推进。效率与公平兼容机制的达成,需从社会政策创新入手,重点关注政策系统化与政策兼容性。

社交场域的视觉化转向使形态各异的身体展演成为个体塑造理想化自我、获取社交资本的方式。但是,当真实身体让位于身体图像参与展演实践,便呈现出符号化身体、媒介化身体和商品化身体三重形态,与之伴生的是身体缺席与在场下的认知偏倚、技术与他者双重凝视下的官能退化以及身体资本转换下的物化与剥削等伦理问题,个体逐渐在身体的对象化展演实践之中背离身体本源,失去自己。为此,应关照和约束身体展演的各个阶段,结合“反身性”评估重塑个体身体价值观念,嵌入责任意识重构身体与技术的互动关系,凝聚政府、教育主体、媒体等多元力量重建社会治理与监督模式,使参与身体展演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技术催生的心灵荒芜之地保留身体和内在生命的勃勃生机。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可以认为是在技术应用过程中由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开展行动者转译和网络建构所造成的。从行动者转译与网络建构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主要社会伦理风险包括:智能互联下的行动者之“恶”传播风险加剧、行动者社会分工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加剧、行动者转译的技术异化问题更为严峻、“行动者网络”下的数字安全风险增大、行动者“五际”关系维度的数字平权问题凸显。基于此,从合理界定行动者主体的权责关系、加强行动者转译的全过程算法治理、构建人机“共善”的行动者治理共同体等方面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治理,确保科技向善健康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且源于中华文明内生性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集中展现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是中华文明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的文明迭代和文明延续。中华文明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其突出表现为:连续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自主建构的重要根源,创新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返本开新的内在动力,统一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建构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包容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兼收并蓄的基本遵循,和平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崛起的文化根因。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相互联系、内在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精神滋养,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有益借鉴。

“七普”数据反映出城乡之间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利用普查数据,构建2010—2020年不存在城乡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城镇与乡村人口发展过程,并与实际城乡人口进行比较,由此分析人口流动对城乡人口规模、年龄结构的影响,并尝试分析未来乡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发展方向。结论表明,目前流动人口主导了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发展历程,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呈现新的发展特征,乡村人口在15—21岁呈现出人口规模“内陷”的情况;未来乡村人口极有可能继续按照这一流动模式流失,“内陷”的年龄结构存在着向附近年龄组扩大的趋势,造成乡村较低龄人口群体规模普遍“内陷”。乡村低龄人口规模缺失,不利于乡村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并给未来乡村振兴战略带来新的挑战或不确定性。

数字主权作为国家对本国开放数字网络空间所拥有的独立自主的治理权，亟待国家促成及主导全球数字空间治理机制加以确保。当前全球数字空间治理机制尚未形成，美国、欧盟及中国出于自身优势提出促成及主导全球数字空间治理机制的三种数字主权战略：追求全球霸权的数字主权、注重市场监管的数字主权和重视国家自主的数字主权。这三种数字主权战略对数字技术、数据控制与数字规则领域的占优追求引发三方的数字空间治理能力竞争，而这三种数字主权战略实施面临的数字技术风险、数据安全风险及网络犯罪风险难题促使中美欧三方保持数字空间治理合作。美国将中国视为其谋求全球数字空间治理主导权的竞争者，联合欧盟在数字技术、数据控制及数字规则竞争中遏制中国，在数字空间治理合作中压缩与中国的合作空间，以此削弱中国的数字空间治理能力及中国对数字空间治理机制的影响力。对此，我国可通过提升数字空间治理能力来应对竞争，通过推动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因应合作形势变化。

当前，我国养老的核心问题已从解决贫困和物质匮乏转变为如何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所谓精神养老，是指通过多维供给，老年人精神需求得以有效满足的过程。脱离生产结构后的价值缺失、脱离社会结构后的交往萎缩、脱离生活结构后的连续性中断，使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直面空虚、寂寞以及对未来迷茫的挑战。稳定地参与一项适宜的社会活动重建与事和价值的联结，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重建与人和关系的联结，形成一种稳定连续的生活方式重建与生活和未来的联结，即“有事做、有关系、有希望”便成为城市老年人精神养老的理想图景。然而，囿于能力有大小、动机有差异，以自治（强能力型城市老年人）、共治（弱能力—利他型城市老年人）、他治（弱能力—利己型城市老年人）为主要内容的分类治理便成为必然选择，不同机制中的主体结构各异。

<正>根据本刊办刊方针和学术定位，现发布2023年选题指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选题内容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基础理论创新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并重，选文用文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或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具体选题如下：

社区志愿服务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是现代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社区志愿服务持续化发展，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作为社区的关键特征，社区网络在理论上具备支持志愿服务持续化发展的潜能。对“多彩公益圈”项目三个社区的案例分析可见，基于社区网络的社区志愿服务持续化运作机制包括权能塑造机制、结构演化机制、角色建构机制，分别促进了社区志愿服务资源动员、运行管理、价值传递的可持续与制度化。社区网络作用发挥依赖于社区“两委”与社会组织的联合“元网络”策略，形塑紧密联系的社区。

党的二十大明确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又一伟大创造，具有科学的理论逻辑、独特的历史逻辑和深远的世界意义，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必须科学把握制度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内在构成要素的逻辑，正确认识制度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保障和条件，系统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从而以制度建设引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