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是各国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追求民主化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现代化并进行百余年探索的历史，既是一部带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也是一部以民主化推动现代化的历史。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离不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通过发挥人民民主的全过程和人民性优势，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强化人民性的价值指引，健全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优化民主实践形式。

数字治理能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数字产业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社会交往形态、文化形态发生深刻变迁，数字治理迎来崭新的发展契机，对提升国家能力及社会服务水平提供了重要条件。伴随数字治理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方面，国际治理体系也加速进化，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体系完善过程中，由于体制特性、制度特性和发展阶段差异，中国的数字治理与西方数字治理在治理话语、机制、目标上存在着本质性差异。明确国家的数字治理角色和数字技术的辅助治理工具作用，把握数字治理技术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关系，正视数字交往形态变迁对国家数字治理的影响，在现实中不断巩固国家的数字治理主体地位，激发数字治理效能，建立全过程数字治理体系，促进数字治理效益转化，加强国家对数字治理的算法引导和监督，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话语体系，提升我国的数字治理国际话语权。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既蕴含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又蕴含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设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提供了实践空间。中国共产党通过辩证法的运用和历史理性的坚持，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初步建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价值规定，包括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上，坚持两者相统一基础上的价值理性优先；在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的关系上，坚持两者相统一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上，坚持劳动优先；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上，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正确理解，需要坚持民族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批判性与规范性相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文化领域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在本体论方面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的统一，在认识论方面坚持主体性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在价值论方面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立场，在方法论方面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从而在新时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充分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和系统性把握，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蕴。

县域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是促进养老服务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点。当前，体系构建实践中仍存在参与主体职责边界不清、资源整合多元参与不足、市场培育赋权不够充分、县域城乡资源差异明显等困境。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通过对地方案例的剖析，探究县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实现路径。从构建横向协同共享机制、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四个方面探讨政府从引导者向监管者转变，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激发市场力量作为参与主体，以推进县域养老城乡均衡发展。

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构建及可持续发展是近30年来国际养老金制度演进和改革的重要特点，其本质是伴随结构式改革和参量式调整的重塑体系均衡的帕累托改进过程。立足养老金改革的时代性和阶段性，通过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对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展开系统回顾，并对当前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中较为忽视的前置背景、基本概念、理论支撑、内在逻辑、国际经验等问题作出反思。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构建在辩证参考国际养老金体系改革背景动因及国际组织倡导的示范性框架的基础上，聚焦自身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欠缺、功能定位与运行秩序混淆、福利二元分割和职业区隔、配套政策不足、参数设计僵化、主体认同差异和制度文化欠缺等核心问题的本土挑战，在优化顶层设计和明晰实施路径的同时，持续完善参数改革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监督管理机制、服务平台建设、宣传教育普及等配套支撑。

<正>根据本刊办刊方针和学术定位，现发布2024年选题指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理论问题研究，推动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选文用文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或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具体选题如下：

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化之间存在深刻且复杂的互动关系。现代化既离不开政党和政党制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贡献，又对政党和政党制度本身的提高与完善提出新的“时代之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需求，具有强大的动员力、向心力和凝聚力，能用真实有效的民主来凝聚人心，调动人民群众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宏伟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政治支撑。现代化进程中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经验启示：坚持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发挥的根本前提,和谐党际关系是新型政党制度健康运行的力量之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型政党制度生成发展的价值遵循,坚持与时俱进是新型政党制度丰富完善的必由之路。新征程上，要提升新型政党制度认同性，巩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支撑；增强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化，形成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推动新型政党制度机制化，筑牢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提高新型政党制度参与性，激发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数字经济场景中，现实中的个人并不必然能达致“知情—同意”规则所需的有效理性和谨慎，法律规范可能性标准与事实可能性偏离，“知情—同意”规则下的信息主体自治性保护机制失灵。因信息主体理性不足，而对其权利予以“征收”的去权思路与法治化逻辑不相符合。“复杂性理论”指引下的“权利强化”矫正路径是赋能个体理性，引入集体理性化简信息复杂性，提升信息主体理性能力。制度建构上，集体理性层着重于对信息的处理需求进行合法、正当、必要性的集体理性诊断和过滤；个体理性层在个人的真实知情与自由选择下进行个性化需求的个人理性判断。集体理性前置，但重在履行中立的告知知情程序，不制约个人自主。集体理性辅助下的理性组合能够在个人信息有效保护与商业合理使用之间寻求一个动态平衡。

数字社会中技术操纵道德主体的负面倾向渐显，个体主观性层面通过感受到的责任意识建构出的道德空间呈现为碎片化的图景。究其原因，数字社会中以程序理性、微型理性以及工具理性为表现形式的技术理性，通过限制个体道德本真情感生发、否定人际关联的道德意义直至形成普遍化的道德漠视三个维度对道德空间进行着拆解。对数字社会中的道德空间进行重构需要沿循自我至他者并通过交互关系引向集体选择的方向拓展边界，在自觉体认与行动践履道德责任以构建道德自我的基础上，经由人与技术共生共在之关系的再建，倡导道德与技术相向而行的集体道德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