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某大型城市2015年和2023年国家卫生统计行政数据，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入手，刻画近10年来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机构及乡镇特征。使用包含90余个乡镇120余家乡镇卫生院和2000余家村卫生室的样本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数量方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数量变动没有明显的推动因素，但卫生室的进入或退出与更低的医生数量相关联。在质量方面，更高的服务能力与更高的医生数、设备数相联系；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乡镇，卫生院展现的服务能力更强，而卫生室的服务能力更弱。针对卫生室的乡村一体化管理和专业医师引入能够有效提升其服务能力，但针对卫生院的类似措施却未产生明显效果。中医诊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在欠发达乡镇更多。结果提示：乡镇之间医疗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对乡村两级机构的倚重不同，欠发达乡镇需要着力加强村卫生室的建设；在推进村卫生室发展方面，提高医生数量和提升专业化水平可以协同推进，同时需要落实标准化卫生室的设备配备；在推进乡镇卫生院发展方面，需要完善医联体制度和人员培训制度；在推进特色医疗服务开展方面，需要做实特色而不是流于形式。
智能革命方兴未艾，引发新一轮技术加速和加速主义的浪潮以及对相关技术风险和技术伦理问题的关注。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后，整个人类社会就处于一个逐渐加速发展的过程，但直到信息文明，整个人类社会才进入普遍加速。技术加速主义者认为应该尽全力促进技术加速，任何试图控制技术力量的努力，都阻碍真理前进，必须要全部取消。而政治加速主义者主要讨论技术加速如何改变当代政治活动，尤其聚焦于技术加速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加速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当今社会是否真在加速就应当受到质疑，而且加速主义太过于决定论，他们承诺的美好未来生活也许并不会如期到来，人类社会反而会在技术加速下变得更糟，人类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反而会受到技术加速的伤害。站在有限主义的立场上，既不能一味反对技术加速，也不能简单鼓励技术加速，而是应当秉持科技谦虚主义，将加速控制在合适的度，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正>根据本刊办刊方针和学术定位，现发布2024年选题指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理论问题研究，推动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选文用文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或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具体选题如下：
深化理解和全面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需要有全方位的方法论自觉。第一，以历史性梳理原则考察中华文明如何在“自己运动”中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走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这是聚焦“根脉出场史”维度作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考察。第二，以世界历史性文明超越原则考察何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世界现代文明问题解答和历史超越形态出场，这是聚焦“世界现代文明出场史”谱系的追思。第三，以思想性引领原则考察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对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具有思想性引领的重大意义，这是聚焦“魂脉出场史”的逻辑分析。第四，以出场学原则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现实根基如何强力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这是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出场逻辑的反思。第五，以新旧全球化文明替代原则展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伴随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保障制度日臻完善，我国社会状态正由“未富先老”转向“老富协同”。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阶段性特征，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理论认识，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客观需要。继续和稳固“老富协同”状态并行稳致远，强化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根本要求，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夯实社会财富储备；同时，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共创美好生活，推进共同富裕。一方面，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更“富”发展提供支撑；另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老富协同”，促进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从土地、资本、技术到数据，生产要素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展，不仅映射出生产力质变过程中要素重要性的相对变化，也意味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尤其是围绕着更为重要的、新型生产要素的制度建设。新质生产力以智能+绿色为发展主线，数据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由于数据的衍生性、非消耗性、非竞争性、互补性等特征，数据要素的确权、收益分配以及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也需要不同的制度安排。结合数据的上述特征，数据制度安排的关键在于基于共享与流动前提下，平衡隐私保护和预防垄断，但需要区分不同层级数据的共享与开放程度。对开放和隐私间平衡度把握的差异，也使各国的数据制度有所不同。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数据要素制度安排上的突出优势在于公共数据体量庞大，国有企业和大型互联网企业数据互补性强，更强调公共数据开放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由于数据在技术逻辑上具有集中分布式特征，数据要素的制度构建可以依托数据中心、数据交易所的制度标准优势，提高制度集成度。
邓小平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在战略蓝图上，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理念，擘画了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基本建成小康社会，到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战略方针上，他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方针。在战略保证上，他针对社会上的错误思潮，指出其危害，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在他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开启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向经济快速发展跃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跨越的新局面。
现代科技风险国家预防义务涵括公与私多重法律关系，具有义务主体泛化、义务类型多元、义务履行缺乏监督的特征。这导致规制机构职权交叉、基本权利易被侵犯与预防目标难以实现的困境。义务的限定是化解困境的必然选择，具有多元价值向度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基础、科技发展与科研自由条款的规范依据。克服既有困境的关键在于厘清规制主体职权、划定基本权利干预界限、强化预防效果的实效性，其对应着义务主体、义务类型、义务履行程度的限定。现代科技风险国家预防义务需要基于预防的功能限定义务主体的职权，基于预防的公共性对义务法律关系与实现方式的影响限定义务类型，基于预防的效果限定义务履行的充分性程度。限定的现代科技风险国家预防义务在功能主义逻辑下被构建为创制性预防义务、执行性预防义务和救济性预防义务。
数字习惯是数字时代的产物，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数字设备和服务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行为模式，是人们对数字技术强烈、持续参与的内化。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数字习惯是一个数字机器对我们的关系、行为和品味进行重构的算法过程。这些数字习惯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这取决于它们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积极的数字习惯是日常生活与数字技术融合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因为它能够以一种增强而不是削弱我们生活的方式去使用数字技术，能够利用数字技术推进人类文明的新发展。数字习惯也可能是消极性的，不良的数字习惯会导致人们数字成瘾、注意力涣散、身心健康下降、人与人关系疏离。今天相当多的人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数字陷阱，不良的数字习惯严重冲击了日常生活的正常秩序。因此，探索建构健康的数字习惯是一项新的文化任务，它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对数字技术与数字习惯相互建构的运行机制展开研究，并在推进数字技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努力从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消除数字混乱，探索以一种平稳、有序和有效的途径，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向着积极的、全新的数字化生活方式过渡。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建设和就业优先战略,为县域高质量充分就业指明了方向。研究表明,当前县域劳动力技能出现了分化的典型特征,不同技能劳动力产生差异化的就业流向,导致县域高、低技能双元劳动力流失,县域空心化问题突出。具体而言,高技能劳动力流向“扶梯区域”寻求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低技能劳动力试图就近市民化,但因技能不足处于零工化状态,或在农村地区待业、失业;在县域稳定就业的大多是中等技能劳动力,县域就业活力不足。双元劳动力扩容需要着力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职业发展空间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空间,探索兼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县域高质量充分就业路径。双元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能够以“聚人气”式发展促进县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实现乡村振兴、县域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