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第一个结合”立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破除教条主义束缚，确立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着眼于深层次的理论突破、制度创新和文明更新，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相融合，破除文化虚无主义困境，重塑多元共生的现代文明叙事，是“又一次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纵深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经验总结，是我们自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获得的更深层次认识突破。“两个结合”不仅破除了“古今中西之争”的思想困扰，还为中国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在当代中国的话语叙事中，共同体既不是沿袭社会学或政治学传统的分析性概念，也不是用于描述社会事实的经验性指称，而是一种具有结构性和历史连续性的政治哲学概念。除可以作为经验性集合或规范性设想之外，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共同体”还表现为在特定空间中持续生成并维系社会共同性的结构形态。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表述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到“共同体”在不同层级和领域中对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结构性展开。由此，作为标识性概念，“共同体”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政治哲学层面集中体现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与文化主体性。
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博弈的焦点。“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并提出鼓励人工智能企业拓展海外应用场景。然而，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面临着发达国家主导关键领域标准制定、全球标准与监管碎片化、企业合规成本高企以及数据保护与伦理审查趋严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基于当前人工智能标准与出海现状以及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面临的挑战，本文系统阐释了国际标准制定提升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包括标准锁定逻辑、市场重塑逻辑、创新与质量跃迁逻辑、生态位塑造逻辑以及先动优势逻辑，上述逻辑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了标准制定提升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提升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措施建议，包括培育自主标准体系、强化合规风险分担、抢占标准先动优势、推动标准互认协同、争夺国际标准话语权以及贡献伦理治理方案等，以期为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建构中国自主的政党政治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回应中国政党实践与理论需求的学术任务。“整体性政党”这一概念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旨在揭示中国政党区别于西方竞争性政党的本质特征与运行逻辑。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政党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整体性政党为理论基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维度搭建中国政党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并围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协同建设提出具体路径。整体性政党概念的提出，有助于突破西方政党理论长期存在的政党是“部分”的局限，为中国政党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核心支点。这一理论探索既是对世界政党政治理论谱系的中国贡献，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发展人文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推进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动能和经济活力。乡村人文经济的发展要立足于中国乡村文化的乡土性，通过文化的经济化实现乡村文化基因的产业变现：乡村文化的IP化与产业化要依托文化基因开展主题式开发，运用数智化技术赋能乡村体验经济与康养经济的发展，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拓宽农民致富路径；发展乡村人文经济还要通过经济的文化化来促进乡风文明与乡村和谐的价值同构：提升乡村传统产业的文化内涵，发展生态农业以打造宜居环境、培育发展与传承兼顾的现代化乡村文明，以利益整合凝聚乡村社会共同体意识、促进乡村治理有效与社会和谐。在发展乡村人文经济的过程中，要着力打破人才困境，规范乡村利益分配机制，警惕乡村产业空心化和乡村文化失语，激活在地主体的内生动力，让乡村传统文化以新的方式走入现代。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理论总结与实践指引，作风建设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生机活力的固本浚源之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理论与实践方面，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本质内容作出新概括，明确提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在实践中着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主要目标作出新阐释，明确提出“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中以“推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环节作出新要求，明确提出“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在实践中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引领党风全面纯洁、带动民风向上向善；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方式方法作出新拓展，明确提出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在实践中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系统工程；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作出新要求，明确提出“永远在路上”治理思想，在实践上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确保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正经历从大规模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增效的深刻转型。把握城市本质和城市化规律，做好城市工作就更为必要和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城市、城市化和城市工作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为发展建设和治理城市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将城市视为有机生命体居于城市工作的认识论核心。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党的全面领导论、人民城市论、城市有机生命体论的三维框架，提出了“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战略要求，贯穿着以城市有机生命体为认识论，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全生命周期实践中实现城市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一条主线。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城市的本质和城市化的规律，实现了从“功能城市”向“生命城市”的认识跃升，明确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和城市工作的基本内容。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生命体思维超越机械思维、以人民价值超越资本逻辑、以有机整体论超越物质功能论。
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传统老化认知与当代人口发展现实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老化态度已成为理解个体老化进程与老龄社会治理的关键议题。本文从群体社会与个体心理双重维度解构老化态度的核心内涵，阐释生理年龄、心理年龄与社会年龄非同步性的生成逻辑，剖析传统老化态度的历史适配性及其在现代社会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探讨老化态度偏差所引发的个体、家庭、社会经济与制度层面的多重效应，最终提出适配现代人口发展规律的老化态度调适路径与制度变革方向。研究认为，老化态度的现代化转型是破解老龄社会治理困境、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实现个体积极老龄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前提，其基本目标是实现生理年龄、心理年龄与社会年龄的协同适配，推动传统年龄文化与制度安排的系统性革新。
原理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显著特征，也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体系的探索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的新课题，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着力推进社会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科学回答在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社会建设、怎样推进社会建设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范畴和命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作出重大原理性创新，也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超越了欧美“福利国家”模式，也破解了发展中国家社会建设滞后或盲目“福利赶超”而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向世界提供了全新的社会建设模式。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要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本文在回顾现有文献基础上，使用国内外数据研究了中国资本市场投资和融资失衡的主要表现，即资本市场融资规模持续扩大，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作用愈发凸显，但资本市场投资收益率较低且波动率较高，难以为投资者提供稳定可观的长期投资收益；进一步从机理上分析促进投资和融资相协调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投资和融资的相互促进、互相成就、双向奔赴才能使投资者和融资企业之间建立稳定的、可信任的利益共同体，为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资本市场功能的四条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