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超大城市是中国特色的全新共同体形式,它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公共事务、公共舆论三个方面呈现了超前意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得超大城市治理获得了超越地方性的意义,无论是在国家统治逻辑转型的意义上还是在执政逻辑转型的意义上,超大城市治理已经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新时代前沿。作为国家治理前沿的超大城市治理,必须聚焦于超大城市的公共权力体系现代化建设、超大城市的公共政策供给体系现代化建设和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