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朝政府基于汉地重心主义的理念，将草原的忠孝伦理与儒家亲亲尊尊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干名犯义制度，这是一种以严刑禁止家族内卑幼告发尊长、奴婢告发主人等来维护儒家伦理的制度。元朝的干名犯义制度在继承以往容隐制度的基础上，将雇佣者纳入惩戒范围，并将规制内容扩展至“伤风化”和“失人伦”等行为。但作为元朝“祖述变通”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干名犯义制度不但继承了以往汉法中容隐制度的例外情形，还保有蒙元习俗中对干名犯义的排斥。干名犯义突破唐宋亲亲相隐的局限，奠定了明清亲属容隐的范式，证明了中华法治文明是由多民族共同铸造的。